第一千零一十八章 能算明白账,但算不明白人心

    叶向高身上有一股暮气,缺少了一股年轻气盛,做事总是思虑周全,在朝廷里待久了就会这样,这也是为何李成梁总是和巡抚们闹矛盾的原因。

    形而上、不切实际、道德崇高的士大夫,总是不能理解李成梁做事的逻辑。

    李成梁又杀人了,李成梁又在里挑外撅,挑唆夷人各部内讧,搞得鸡犬不宁谁都不能安宁,李成梁又在杀良冒功了,只是不肯蓄发,就将人杀死,未免过于残忍。

    李成梁也总是不能理解这些个士大夫的想法,就跟缺根弦儿一样。

    这群天杀的夷人,杀了他李成梁帐下将领、军兵,李成梁非但不能打回去,巡抚还让李成梁再派使者去沟通?这不是有病是什么!

    都不肯蓄发了,那就是不肯王化,不肯归附,就是心怀异志,就是反贼!

    地方官和朝廷来的朝廷命官,在道德、政策执行、立场等等问题上,都有着极大的冲突。

    话不投机半句多,时间一长,矛盾就开始加剧,李成梁和巡抚之间的矛盾,很快就会闹到皇帝面前。

    在朝堂眼里,李成梁和巡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很容易被认定为李成梁在拥兵自重,在谋求自立,而李成梁为了避免被指责,不可避免的拥兵自重、养寇自重,最终形成了恶性循环。

    万历初年,李成梁拥兵自重的危机,就是这么来的。

    侯于赵的解决办法,其实很笨,他就是垦荒,增加粮食产量,让辽东农业,从入不敷出变成了略有结余,而后用结余继续垦荒。

    用不断扩大的地盘、田产、山林山货等产出,用增量来掩盖致命的央地矛盾,在发展之中解决问题。

    朝廷看到了辽东的不断发展,肯定李成梁的贡献,李成梁拥兵自重是为了开拓,也有了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去说服朝中士大夫们。

    最终在发展的大局之下,朝廷和辽东地方,求同存异,朝廷给李成梁世袭侯爵,换李成梁离开辽东,避免辽东真的向藩镇滑落;李成梁坐拥开拓之功,也不用过分担心被卸磨杀驴。

    “下令各县,准备烧荒。”叶向高又给师爷下了道命令。

    “叶知府,这烧荒是不是有待商榷啊,这这…”师爷吓了一大跳,没想到一向儒雅随和的叶向高,居然下了如此残酷的命令。

    “太慢了,贼人打过来,就对他们清缴,一些个表面上归顺的熟番,却和这些生番里外勾结,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防不住,传令吧。”叶向高仔细想了想,还是坚持命令。

    他这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迁徙府治所在;第二把火,烧向了严格执行十分有争议的蓄发令;第三把火,就是真的去烧火。

    “我知道烧荒是什么,不用提醒我,朝廷问责下来,我一力承担,下令。”叶向高看师爷还有话要说,解释了一句。

    秋风萧萧边草黄,每到秋天的时候,大明卫军就开始出塞烧荒,烧出一个隔离带来,让草原人不敢南下,烧的久了,草原荒漠化会加剧,这项政策执行了近两百年了。

    烧荒不仅仅是一个战术手段,不光是一把火,而是烧荒、水源投毒、伐木清林、烧山、闭市、驱虏剿夷等等一整套的政策。

    自隆庆四年议和之后,大明履行了和俺答汗的合约,取消了这种手段。

    就像是王崇古为首的晋人们的赶马捣巢、印子钱等,很少见于史册一样,只有寥寥数语可以去猜测,关于烧荒的残忍,大多数都是一笔带过。

    尤其是隆庆议和、大明再伐俺答、绥远王化之后,烧荒这种事,就逐渐被春秋笔法所抹去。

    人都这样,记性不好,过个二三十年,大家都会逐渐忘记,烧荒已经是很久之前的记忆了。

    现在,叶向高将它拿了出来,就是加速吉林等地的开拓速度,配合朝廷迁民政策,将辽东这片在天变之下会成为龙兴之地的地方,彻底占据,防止生变。

    “是。”师爷遵命。

    烧荒这政令一出,叶向高的名声怕是要和凌云翼坐一桌去了。

    叶向高之所以下这道命令,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吉林局势,再这么‘你侬我侬’下去,不知道多少孩子,要和他当初一样,出生在旱厕之中。

    既然有现成的办法,加速大明对辽东的王化,既然一定要有个人来做那个罪人,为何不能是我呢?

    叶向高翻动着各地文书,他在吉林府,对一句话理解更深,那就是不要低估肉食者一厢情愿的破坏性。

    上一任吉林知府是狼狈回到腹地,吉林知府曾下令剿灭黄鼠狼。

    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这句歇后语,被人广为所知,吉林知府一想,百姓好不容易养的鸡,都被黄鼠狼叼走了,简直是岂有此理,下令剿灭黄鼠狼。

    很快,就出现了一件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儿,老鼠泛滥成灾。

    格物院派了三名农学博士,最终完成了解释,黄鼠狼在辽东被叫做黄大仙,保家仙,但为何如此,却没几个人说得清楚,农学博士把这民俗的渊源解释清楚了。

    黄鼠狼是杂食动物,它的性情十分凶残,几乎什么都吃,但它主要食物是老鼠和野兔,农学博士们解剖了数百只黄鼠狼,确定了一件事,一只黄鼠狼一年能吃掉三千只老鼠、田鼠,而这三千只老鼠一年要消耗掉近两千斤的粮食。

    但凡是黄鼠狼多的地方,老鼠就少,百姓就少丢粮食,久而久之,百姓们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还是把黄鼠狼当成保家仙、黄大仙了。

    叶向高一上任,就取消了关于黄鼠狼的猎杀令。

    这种肉食者的一厢情愿,破坏性极大。

    上一任一共干了四年,牧民、农户、猎户,一共猎杀了数万只黄鼠狼,导致整个吉林都有鼠灾的隐患了,不得已,辽宁抓了三千只黄鼠狼,投放到了吉林地方。

    之所以不放养野猫,是猫不适合辽东,辽东的冬天真的是太冷了,野猫冬天会冻死的。

    上一任还做了一项错误的决策,解散营庄。

    吉林府垦荒,用的是营庄法,所有的田亩都是营庄集体共有,所有的垦荒照准,都是发给营庄,而非个人。

    营庄收成的三成要交给辽东卫所,剩下的七成归营庄,因为缺少账房,营庄的分配简单粗暴,大小不算,按人头,平均分配。

    侯于赵、李成梁当然知道这个制度不好,因为大小不算,那小孩子又干不了多少活,襁褓里的娃娃不能干活,女子就是干活比男丁少,奸诈的农户们,岂不是要多生孩子来分粮食?连女娃子也要养活?

    这其实就是侯于赵、李成梁的目的,就是让人多生孩子,充实辽东,辽东的汉人还是太少了,看起来四百万汉民很多,可是这辽东如此广袤的土地上,真的太少太少了。

    这个制度已经执行了长达十八年之久,因为缺少账房,这种制度,很快就有了缺陷,那就是各营庄都有那么几个聪明人。

    这些聪明人想的简单,我不干活,我还能吃一样的饭,我为什么要拼命干活?

    只要营庄里出一个懒汉,很快,营庄里就会出一堆的懒汉,而且这些懒汉还合起伙来,欺负老实庄稼汉子。

    上一任知府觉得这样不行,就直接下令,开始将垦荒照准,直接发给个人。

    十几年了,夷人已经不成气候,田土基本稳定,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这个政令,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毕竟大明腹地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但一执行,就有了问题。

    夷人确实不成气候,可是这野狼、野猪、老虎、熊,还是一群一群,这些野兽袭扰村庄,之前有亦耕亦军的营庄民兵义勇负责猎杀。

    营庄解散,营庄的营田不再集体所有,各家人管各家田,义勇民兵有的变成了农户,有的直接投军,缺少了义勇民兵的猎杀,这些野兽就成了营庄的头号大敌,来去如同无人之地。

    就这样,垦荒照准,再次发给了营庄集体,而非个人,当然,营庄里的懒汉,也有了去处,有的被迫充军,有的则直接在吉林船厂打包上船,送南洋去了。

    吉林各县都有句童谣:脑袋一拍,有了;桌子一拍,定了;胸脯一拍,成了;大腿一拍,坏了;屁股一拍,走了。

    这段童谣说的就是上一任吉林知府,他倒是拍拍屁股走了,留下了个烂摊子让叶向高处置。

    朝廷有的时候,有些政令,也是肉食者的一厢情愿,当这些略显昏聩的命令下达到吉林时,本该据理力争的吉林知府,选择了执行命令。

    比如万历十七年,朝廷下旨到辽宁、吉林两地,要求这两个地方,营造辽宁大学堂和师范学堂,这本来是丁亥学制的大好事,但这政策适合辽宁,不适合吉林。

    辽宁原来是辽阳都司,隶属于山东布政司,自洪武年间,王化二百年,东北四百万汉人,有三百万都在辽宁,辽宁营造大学堂、师范学堂、三级学堂,都有那个基础,而吉林没有那个基础。

    就是把学堂修好了,浪费钱粮不提,哪有士大夫来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授课?

    这个命令最大的问题是建在吉林县,而不是长春县,吉林县满打满算就三万丁口,长春有十万丁口,吉林县没有足够的丁口,撑起这么多的学堂。

    可上一任吉林知府就这么执行了,要在吉林县建了师范学堂,而非长春。

    有点像徐州知府刘顺之,在保漕运还是保民生选择保民生,刘顺之告诉陛下,之前徐州府几乎所有问题,都是因为保漕运,就是一丝不苟、完全执行上级命令导致的乱象。

    所以,吉林地方需要叶向高和朝廷博弈,但这个过程中,也要注意,不能被地方官利用。

    如果问叶向高,是在朝中做官容易,还是在地方做官容易?就以叶向高个人而言,还是地方容易,因为他就是干的再不好,最后也就是拍拍屁股走了。

    他是进士出身,是翰林院庶吉士,他还是帝党,天子门生,他就是阎士选口中所说的天上人,只要不是把吉林拱手让给了夷人,最多也就是平调腹地,继续攒履历罢了。

    一个月后,皇帝陛下的旨意抵达了吉林府,准许吉林府迁徙府治到长春县,并且还给了二十万银,用于迁徙所费,不要过分滋扰地方。

    皇帝给这二十万银,说明朝廷也是希望辽东可以继续发展,继续垦荒,容纳更多的人口,提供更多的农业剩余。

    至此,叶向高在吉林府的地位,再无人可以撼动了。

    熊廷弼和叶向高不同,叶向高造成的困局,多数都是他自己经验不足造成的,熊廷弼面对的困局,主要是倭国糟糕到了极致的局面造成的。

    石见银山从山上到山下,分为了三部分。

    山上是银山所在的山吹城,主要就是挖掘银矿、吹灰法冶炼白银,整个区域大约有5里;

    山腰的住宅区域,以荣泉寺为首,数十条只能容纳一辆马车通过,山道两边全都是木房,此地居住大约一万两千名倭奴,专事采银;

    山脚下是石见银山代管所,也叫石见城,这个代管所,是织田信长跟毛利辉元打来打去的产物,以倭国朝廷的名义,管理石见银山,管理白银分配,同样也是兵营,是朝廷官员所在。

    当初戚继光打下石见银山,就是打下这三部分的山城。

    石见银山驻军只有一千,代管所再往西,就是一片只有七万两千亩田的仁万城,仁万城很小很小,围不过十里,丁口也不多,整个石见银山辖区只有五万丁口。

    仁万城已经靠海,海边只有只有四个泊位,小小的码头,主要就是为了起运白银回到大明。

    熊廷弼人在石见城天守阁内,他管理从出云城到长门城,沿海所有的大明实控区。

    实控区内,皆为均田法,武士、名田主都被吊死后沉了海,所有土地给了投靠来的倭人。

    熊廷弼之所以推行均田,是倭国人多地狭,不均田,就没有足够的农业剩余,来满足石见银山这么多矿工采银炼银。

    熊廷弼也曾经设想过,用泰西红毛番的办法,人?哪里有人!分明全都是奴隶,死了就死了,直接扔到一边的万人坑里就是。

    这么做的代价是,连续不断地夷人骚扰,正好可以继续趁着骚扰捕捉奴隶,不用四处找了。

    熊廷弼之所以用均田而不是奴隶制,既不是道德崇高作祟,也不是同情倭人,只是精算了下,大明驻军每一个都是宝贝疙瘩,怎么带到倭国,就要怎么带回去,这才是熊廷弼这么做的根本原因。

    在大明实控区域内,治安可比群魔乱舞的倭国好太多了,这里禁止一切私斗,但凡持械一律打杀。

    也不怪正在造反的倭人,把这里视为圣地,这里真的太安宁了。

    禁止私斗是之前熊廷弼走弯路,留下的遗产。

    熊廷弼刚到石见城,这里并没有什么秩序可言,更没有什么官僚系统,乱糟糟的,就是熊廷弼说了算,他一拍脑门,搞出了一套把人规范到进门先迈哪只脚的制度,来约束倭人。

    这套办法,熊廷弼称之为指令法。

    就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哪里种什么,每天每个人吃多少粮食,今天在哪里垦荒,明天在哪里营造山城,作为张先生的关门弟子,皇帝陛下口中的熊大,大明军不会违背他的意志,倭人没有资格违背。

    但这套指令法,很快就玩不转,他很天才,按照他的规划和指令,大明实控区,很快就拥有了秩序,但他的算力很快就不够了。

    倒不是说他算不明白账,做不出明确的指令和规划,这个狭长的大明实控区,除了农业生产外只有采挖白银这一个制造生产,非常简单的经济模型。

    他能算明白账,但他算不明白人心。

    比如每天有200斤粮食、50斤肉,分给100个人,那每个人每天有2斤的粮、半斤肉才对。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给出了平均分的指令,但人不完全按照他的指令做事。

    大明锐卒每天要拿走八斤粮、两斤肉,这很合理,毕竟大明锐卒是统治阶级,这是必须多拿的地方,因为熊廷弼需要他们维持安定;

    而另外一方面,则是分配这些口粮的倭人,这些倭人管事要每人拿走四斤粮、一斤肉,这也很合理,管事们管着口粮的分配,不多拿多占,根本不是人;

    还有要采矿的窑工,他们也要多吃多拿,不吃肉,干不动重体力活,无论是采银还是炼银,都需要力气,他们一个人要拿走3斤粮、半斤肉,采不出足额的白银来,全都等着大明皇帝的怒火吧;

    而占据了多数、干农活的倭人,往往等上面的人拿完了,才能分到粮,而他们面前只有四十斤粮了,这个时候,公开公正,先到先得,可以开始领了。

    大明锐卒、倭人管事、采矿窑工,在这一百人里大约占11人,而这11个人往往要拿走160斤粮,50斤肉,只剩下40斤粮,分给干农活的倭人。

    就这,剩下这89个干农活的倭人,还要再分出个三六九等来。

    这一下子,一个一人分两斤粮、半斤肉的简单模型,无法执行下去。

    熊廷弼指令法破产,还不是分配不公,大明打下来这片地方之后,这七个城,一共加起来不到三万人,随着逐渐安宁,从出云城到长门城的丁口,快速增加到了四十四万。

    人这么多,熊廷弼就两个师爷,还有一个要专管银矿,这指令就很难下达了。

    算不清,算不明白,熊廷弼就不算了,直接换了玩法,那就是均田法。

    只要每年交够白银,熊廷弼就是可以为所欲为,他朝令夕改,所有人都得遵从。

    熊廷弼的均田法大获成功,而他的赋税也很低,三公七民,就是收成的三成要归代管所,剩下七成归民自用。

    因为之前的武士、名田主们都被沉了海,均田法和税赋,都能大体按照他的规划进行,倭人管事,当然会巧立名目,但也比倭国大部分地方要强太多了,毕竟倭国的税率是:八公二民。

    熊廷弼面前就有几个苦恼。

    第一就是极乐教的传播,哪怕是熊廷弼严厉打击,这极乐教还是不可避免的传播进来了,因为这七城都有大量的游廓,就是倭国娼馆,娼妓,是极乐教传教的主要途径之一;

    第二就是贫瘠的物质条件,实控区内能生产的东西不多,像棉布、笔墨纸砚书、绸缎、毛呢、香料、盐等等,都要仰赖大明供给,石见银山的白银,多数都换了这些东西;

    熊廷弼也试过本地生产,但是成本比大明货物到港的价格还要高,最后全都是不了了之。

    只要石见银山的银矿采完,实控区内的经济完全崩溃,就成了一个必然。

    第三就是游民过多,自从实控区采用均田法之后,因为倭国不稳定的局势,频繁的战乱,导致无数游民想要投靠大明。

    但实控区承载能力有限,虽然都是廉价劳动力,但廉价劳动力也是要吃饭的,显然实控区养不了那么多的人口,熊廷弼不得不下令,禁止游民进入。

    这个时候,毛利家武士们灵机一动,就开始做起了倭奴生意,就是把这些倭国游民全部抓起来,送到长崎去。

    管游民是什么人,只要按人头送到长崎,就能作为货款,换取大明货物。

    实行均田法的实控区,的确成了倭国的圣地一般的存在,也确实有资格称之为圣地,这里安宁、美好、阳光普照、应有尽有、充满希望。

    但同样,圣地也是个巨大的陷阱,但凡是投奔而来的倭国游民,都变成了倭奴。

    熊廷弼对此不为所动,他到倭国来,不是为了来拯救倭人,他的目的从一开始就很明确,白银、倭奴、牢笼。

    他的职责是把倭国牢牢的看死在铜墙铁壁之内,作为一颗钉子扎在倭国,保证倭寇不会再侵扰大明,保证不会有成规模的倭寇肆虐,保障大明海疆贸易环境。

    倭人的命运,与他熊廷弼无关。

    “均田法的确是倭国的解法,就看倭人自己能不能把握了。”熊廷弼将手中的公文处理停当后,看着太守阁外的倭人穿行,这里看起来如此的繁荣,来往马车不分昼夜,住宅连着住宅,商铺连着商铺。

    一切美好都是梦幻泡影,一旦石见银山采完,一切都会戛然而止,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

    银山的产量正在逐渐下降,从最开始的一百五十万两,降低到了现在的一百四十三万两,而且还会累年下降,这不是管理的问题,而是600多个间步坑道,部分坑道已经无银可采。

    当初陛下给丰臣秀吉开了两个药方,闭关锁国和均田。

    就实践而言,这两个办法,都可以让倭国局面,从无序到有序,但丰臣秀吉真的做不到,如果丰臣秀吉能跟百姓一揆一条心,还有可能做到,但丰臣秀吉显然也不是很在乎这些百姓。

    “陛下来了圣旨。”师爷将一个密匣封好的圣旨,交给了熊廷弼。

    熊廷弼检查了火漆和沿途驿站印章,这个密匣从京师发到了天津州,从塘沽港出海,在济州岛中转对马岛,抵达了长门城,再送到了石见城。

    他打开了密匣,看到了皇帝的圣旨。

    皇帝陛下将今年大明发生的重要的事儿告诉了熊廷弼,尤其是张居正高压清党和反腐司的发展壮大,这涉及到了大明吏治的长治久安。

    皇帝还询问了今年银矿是否还能如数送到大明;其次询问了实控区内,需要多少军备、货物,来年四月一并运来;最后询问了熊廷弼的意见,询问他是否愿意带领大明遴选出的锐卒前往江户。

    “职责是逃跑吗?”熊廷弼挠了挠头。

    陛下给他的指示是,力有未逮,带着这三千锐卒逃出江户城回到大明,这些军兵也是在溃散演训中表现优异之人,可以做到溃而不散。

    这是大明的一次尝试,更加深入的干涉倭国,把钉子埋的更深,让倭人幕府如鲠在喉。

    蚕食从未停止。

    熊廷弼现在的官职,是代管奉行,是五品官,但也是个不常设的派遣,是个专人专岗的萝卜坑,如果转任,他将会是江户将军、佥都御史兼江户巡抚,以二十四岁的年纪,成为大明最年轻的正四品官员。

    他没有犹豫,明确回答了陛下,他愿意前往江户,成为江户将军和江户巡抚。

    石见银山这边,到均田这一步就足够了,再往下,这个地方也不支持他更进一步,筹划更多了,到了江户,反而能有更多的发展。

    至于逃跑,他不认为丰臣秀吉、德川家康有本事把大明京营逼到逃跑的地步,哪怕大明锐卒只有三千人。

    大明京营是全火器、线列阵的新式军团,大明对新式军团的开发仍然不足,但对上还在冷兵器时代的倭人军团,呈现出了断代式的领先。(记住本站网址,Www.WX52.info,方便下次阅读,或且百度输入“ xs52 ”,就能进入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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