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谡的文章，逻辑推演和强词夺理的水平确实是强。
诸葛瑾也意识到，将来统一天下之后，这样帮着他的政治哲学理论鼓吹呐喊的理论型学者，还真就非常需要。
因为矫枉必须过正，
汉朝搞传统董仲舒那套儒学已经几百年了，一直都让天子敬畏天，而对人民的敬畏则要经过天这一层中介，所以皇帝对百姓和仁政重视，终究要比后世孟子地位被提升之后，稍稍逊了一筹。
加上天灾和其他灾异是没有规律的，久而久之，皇帝都知道“哪怕我做得很好，只要有天灾，我还得下罪己诏”，或是知道“天灾有规律的，哪怕我做得不好，天灾该不来还是不会来”，那样董仲舒那套理论对皇权的约束也就越来越弱了。
说到底，董仲舒那套是建立在封建迷信的基础上的，而人对自然科学的认识是会越来越进步的。
后世到了王安石司马光的时代，双方都明着说“我们知道彗星、日食是个什么东西，也明知道这些东西是能算出来的，但我们就只能继续假装不知道，来趁机劝皇帝轻徭薄赋/减省刑罚，我们也知道这是在自己骗自己，但这种骗有时候能稍稍让皇帝收敛点”。
而诸葛瑾诸葛亮兄弟，这一世是必然会导致华夏的科学技术进步，以及对自然界的认知水平，普遍提高的。如果不把政治哲学与自然科学相配套的那部分理论也跟着升级，将来会有非常严重的灾难。
如果皇帝认识了更多的自然规律，却还要守着董仲舒那套理论，后世的皇帝很有可能比原本历史上更加自暴自弃，因为他知道这都是骗人的。
诸葛瑾必须为自己搞的那些建设的副作用兜底，而这个兜底的具体手段，就是尽快用“尊孟，提倡君主直接对人民的总利益总福祉负责”，来取代“天人感应、对天负责”。
这种时候，他太需要能猛打猛冲拉仇恨的理论家了，哪怕这个人是一把双刃剑，放到实政岗位上有可能伤人，诸葛瑾也费用不可。
就像达尔文刚推进化论的时候，因为跟之前的社会传统认知反差太大，反对的阻力巨大。这种时候就需要赫胥黎之类的“达尔文的斗犬”帮他咬人。
诸葛瑾当然也需要“诸葛瑾的斗犬”。
大不了不把对方放到实政岗位上就好了，就让人家搞一辈子理论研究。类似于后世那些政治哲学院校里的文科研究员。大不了把“官阶/职称”这些评得清贵一些。
管的还是研究员的活儿，但有可能这个研究员干到最后，行政级别上能是部/九卿级的研究员。
……
既然坚定了非用马谡不可的决心，诸葛瑾也就当仁不让地亲自去刘备那儿，给马谡求情。
刘备不是很懂文章，诸葛瑾给他大致看了一下之后，刘备只是觉得此人的文章太过惊世骇俗，而且对于权威、皇权的神秘性，没有半点敬仰。
怎么在此人口中，皇权和正统、德运也是可以跟钱粮账目一样算账来衡量的？
汉朝大部分时候都是王霸道杂之，法家的统治手法也会用，只是法家上不得台面，大家都是只做不说，心里明白就好。
而法家最讲究“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正统和德运如果可以计算，那还怎么做到威不可测？
当然了，刘备已经算是相当仁君的了，他对于法家那一套，只是理解，会用，但并不推崇。
饶是如此，他依然忍不住评价：
“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否则必然惹来祸端，将来可能会导致朝廷出现几派分歧互斗。”
诸葛瑾倒也有料到，连忙诚恳地说：“臣的意思，是只让这马谡一辈子研究学问，此番虽然可以将其取在较高的名次，但终身不可令其位列执宰。
如此一来，还有一桩额外的好处，那就是不给天下人留下‘要想位极人臣，则当初入仕之初就该考到最好’的印象。这第一次开科取士，对后世的借鉴意义会非常巨大。
如果陛下能让第一届取在最前的人，一辈子虽然清贵，但却一直以治学为业，而非揽权实政，那么将来的考生，也就不会太过于执着考试名次。学问好的，未必做官也最好，学问终究只是一个门槛，毕生的成就，终究要看后续的培养、历练、是否有为政的天赋。”
诸葛瑾小心斟酌着措辞，把自己的设计细细说了出来。
他对于后世明朝科举那些“大学士多出自一甲”的惯例，是非常不喜欢的。因为诸葛瑾作为现代人，他太清楚要想做事做得好，智商肯定得高，学习能力肯定得高，但往往不需要学习最最好的那几个。倒不是说学习好不重要，而是人的才干天赋都有侧重，如果非要学习好到全国前几名的程度，那么可以筛选的面就太窄了，其他方面的能力说不定会有短板。
读书能读到全国每三年前几百名的程度，那就够了，考中的人学习能力个个都不差的。后面就该看其他方面的本事，来实事求是决定谁该位列执政。
后世明朝科举最后卷成那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长期大一统后，国家也缺乏一个对官员实干能力的考核试金石。反正不管谁做内阁大学士，能办成的事情都是那些，换谁都一样。
遇到鞑子入侵时，如果这个大学士执政打不过，换一个大学士上来组织调度资源，还是一样打不过，实际行政工作的能力好坏，看不出区分度，那就只能纯卷学习了。
就好比后世90年代的时候，大学生文凭只要够好，求职时包打天下。但是后来社会渠道多了之后，创业公司多了铁饭碗少了之后，学历就没那么重要了。这时候要筛选人才，就要适当放宽一点点学习，在那些普遍能学到90分以上的人群里，再卷别的能力，多维度考核。
让马谡名列前茅但一辈子做不了执政级别的大官，似乎就是一个不错的榜样。
刘备想了想，终于被诸葛瑾的思路说服了。
“既然子瑜都想好了，能够让他终生不为执政，朕也没有意见。选贤与能，本来就该是卿相的责任，天子当垂拱而治，如今好不容易举办一次科举，朕也不希望因为朕的个人好恶影响结果。”
刘备非常慷慨大度地摆出了一副“专业人做专业事”的态度，为人君当君子不器，用人不疑。
“臣替马谡谢过陛下纳谏之恩。”
“其他名单也拿过来吧，朕就看一眼，不干涉。”
刘备最后补充了一句，他这也是在帮诸葛瑾分忧。只要他看过了，后续一切用人结果，皇帝都可以说“司徒已经向朕报备过了”，也就没人能攻讦诸葛瑾专权。
诸葛瑾恭敬地将名单、选出来的卷子都呈上，刘备认真看完，全部批准，交给司徒府继续走流程公布。
……
数日之后，便到了放榜的日子。
科举的结果，就张贴在太学门口——说是张贴，其实都不太贴切，因为根本不是贴的，而是直接用朱笔写在一块石碑上，让人读石头上的字。
雒阳太学，早年就有汉灵帝熹平年间刻的石经，是蔡邕写的、然后让匠人按蔡邕的字迹篆刻，把儒家的十三经“精校本”供天下士人传抄。
那年代还没诸葛瑾发明雕版印刷，书都是靠手抄相传的。但后来董卓之乱，纵火焚毁雒阳，兵荒马乱很多刻经的石碑就被毁了。
诸葛瑾当然不会用有文物价值的石碑来写榜单，但是经过多年摧残，太学门口也有一些已经彻底磨灭完了字迹的废碑，以及当年雕石经多出来的空碑。
诸葛瑾就让人挑了一块，也不用刻字，但直接以朱漆写在石头上，这样也显得郑重，能比写在纸上多存留一段时间，好让天下人更加重视科举。
朱漆写的字，过个几年最多十几年，肯定会被冲刷掉，那样也不至于让马谡社死太久。到时候宣传科举的目的达到了，文字再被冲掉也无所谓。
参考的士人们自然是第一时间就来看榜，太学外当天一大早就热闹非凡。
“什么？这头名居然是襄阳马谡？此乃何人？”
“听说他兄长马良，是关将军身边的得力属官，荆州那边来的。看来也是投奔陛下有些年头了。”
“唉，我们这些司冀兖豫等州的士人，果然不受重视么！果然是南方来的士人夺魁了！也没办法，我们重归陛下治下，还不满一年，陛下肯定更喜欢用跟得久的老人！”
看到放榜结果，确实有些心里酸的中原士人开始抱怨，事情也果然向着地域黑的方向稍稍发展了些。
好在人群中也有晓事的，立刻便有反驳：“这次考试，听说阅卷之前，司徒都临时突击通知诸位考官，要给卷子糊名，我也是听评完卷后传出来的消息。如此公允，正是为了杜绝看名取仕，尔等竟然无凭无据、信口雌黄攻讦朝廷善政！”
大部分起哄的人，也是讲道理的，何况这个时代察举制还没终结呢，大家都习惯了“名声好、有关系就是能当官”的环境，所以也没觉得多不公平。
很多人只是不知道诸葛瑾采取了糊名制，暂时还没听到相关消息。
此刻人多嘴杂，有人帮着科普之后，果然大部分闹事者都平息了下来。
凭心而论，司徒能想到糊名制，至少能额外堵住八成以上原本会觉得不公平的人的嘴。
当然了，嘴长在人身上，总有那么一两成，就是不服，就是要喷，那也是人之常情。
人过一百，形形色色，上千考生，总有几十个刺头混在里面。
一时间，局势倒也不能说完全控制住。
……
太学外面看榜时发生的一切，当然也第一时间传到了司徒府和尚书台，传到了诸葛兄弟耳中。
诸葛瑾和诸葛亮紧急碰了个头，商量一下对策。
诸葛亮便觉得：“大哥，如若你不怕马谡被更多士人嫉恨，不如把马谡和其他几个取在名次较高的举子的卷子，都拿出来公布，如此天下人自然知道他们好在哪里。
马谡的文章，虽然惊世骇俗了点，但既然我们敢取，就要敢于公布，因为这迟早会引起天下人关于正统、德运、民贵君轻的争论的。连陛下看过卷子，都接受了孟子的民贵君轻，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而一旦公布卷子之后，我们就可以下重手维持秩序了，如果还有人闹事，人数肯定不会多，完全可以以造谣攻讦、污蔑朝政的理由将其处置。”
诸葛亮还是比较尊重广开言路的，知道不能防士人之口，但这也是有限度的，那就是你不能造谣。如果朝廷明明没做的事情，你说他做了，而且不是主观判断方面的造谣，是客观事实方面的造谣，那肯定是要严惩的。
就好比这次，你可以揣测“司徒和尚书令可能更倾向于用跟随了多年的老部下族中的子弟”。
但不能朝廷明明实施了糊名制、你却偏偏要说朝廷没实行，或者毫无证据就说“朝廷只是假装实行实名制，实际上另有做记号”之类的话。
这种属于从客观实施层面捏造，把朝廷没做过的事情说是做了，逮到一个就要严惩一个。
诸葛瑾捋了一下思路，也深以为然，便接受了二弟的建议，立刻让人去执行。
于是马谡等人的卷子，当天就在太学被公示了——当然，这种公示，也不妨碍马谡被录取的士子入宫拜见陛下，接受刘备的赐宴和面谈。
这种惊世骇俗的卷子，果然也一石激起千层浪，让很多确属最迷信天人感应的顽固腐儒大惊失色，一时间朝中争议不断。
很多人跳出来，甚至想向刘备攻讦诸葛瑾和马谡，但最后却在大朝议上被刘备亲口怼了回来：
“朕也觉得日月星辰之运行，乃是可以测算的，司徒和尚书令都给朕测算过，日食、彗星等等所谓灾异，该何年何月日出现，就何年何月日出现，不以尧存，不以桀亡。
既如此，可见当年董仲舒之说，本就有其算学低劣，不谙天地运转算法所致，既然知道其积弊，自然要革除。
朕觉得孟子所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说得不错，人君是否有德，不需要靠天象示警或示祥瑞，只要算百姓是否有得即可。百姓得则君德，此事不必再多言。”
刘备都亲口这么说了，那些攻讦之人自然哑口无言，除了称颂陛下仁德远超前人以外，似乎也没别的可以干了。
只是很多人内心还在觉得刘备崽卖爷田不心疼：之前那么多皇帝，靠着玩神秘，让皇帝变成了“天威难测、有德无德难以估量”的模糊状态。
现在陛下居然允许用数学财政的算法来测算王朝有德无德，这不是把自己威不可测的模糊性给扔了么？以后子孙干坏事岂不是要束手束脚？
估计以后子孙想穷奢极欲干坏事疯狂花钱时，都会对祖训心怀埋怨吧。
很多人都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刘备这么干，只是为了力挺诸葛瑾的哲学主张，强调‘汉有元初之德，有皇帝这个职位的最初之德，因为秦不符合诸葛瑾说的这套，变成了自始无德’。
但刘备为了拿到元德，不惜让子孙后代皇帝将来大手大脚烧钱时都被束手束脚，这个代价也是有够大够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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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不好意思，可能是因为快完本了，我又有点放飞自我了。之前为了成绩憋了很久不敢再写政治哲学的东西，怕大众嫌枯燥。但是都完本了，也无所谓对后面订阅成绩的影响了，就剩那几章了。于是就有点想说啥说啥，对不住。（记住本站网址，Ｗｗｗ．WX52．info，方便下次阅读，或且百度输入“ xs52 ”，就能进入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