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煦通过了一场并不光彩的政变，夺回属于他的权力，但朝堂局势错综复杂，恰似一盘乱局亟待他来梳理。
高太后此前长期把控朝政，他虽贵为天子，却在很长时间里处于权力边缘，空有其位而难施其政。
高太后的统治手段强硬且专断，朝堂之上诸多决策皆出自她手，赵煦不过是个被搁置一旁的看客。
然而，随着赵煦年岁渐长，以及苏允在西北的快速发展，赵煦对权力的渴望如熊熊烈火般在心底燃烧。
他不甘心再做那有名无实的皇帝，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成为他内心最为迫切的诉求。
在这一场暗流涌动、充满惊险与博弈的政治较量中，赵煦成功地以一种近乎“造反”的不光彩方式，打破了高太后对朝政的严密掌控，一举夺回了本就属于自己的权力。
当权力重新回到赵煦手中，他深知朝堂之上各方势力盘根错节，要想稳固统治，推行自己的治国理念，用人一事至关重要，且必须慎之又慎。
章惇与苏氏兄弟等人，因与苏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赵煦对他们心存顾虑，不敢轻易任用。
苏允在朝堂上曾有诸多复杂纠葛，其相关势力也因此变得敏感。
章惇虽有一定才能，但赵煦忌惮其与苏允的关联，担心任用他会引发朝堂上一系列不可控的连锁反应，对自己的统治造成潜在威胁。
苏氏兄弟，苏轼与苏辙，他们在文坛声名远扬，在朝堂也颇具影响力，可同样因苏允的缘故，赵煦在是否启用他们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最终选择了搁置。
至于吕大防与刘挚等人，在政治立场上摇摆不定，犹如墙头之草。
他们在高太后掌权时期，为求自保，在诸多政策和事务上迎合高太后，而对于赵煦这位皇帝的态度却显得暧昧不明。
赵煦亲政后，对他们的忠诚度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在赵煦看来，朝堂大臣必须对自己绝对忠诚，方能委以重任，而吕大防、刘挚等人的立场问题，让赵煦果断地将他们排除在核心权力圈之外。
而吕惠卿其人，野心勃勃，犹如一只时刻觊觎着更大权力的猛虎。
他在过往的政治生涯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其行事风格与赵煦所期望的臣子形象大相径庭。
而且在赵煦派出程颐求助之时，吕惠卿的态度还是十分暧昧，所以赵煦深知，若任用吕惠卿，极有可能引狼入室，让朝堂陷入无休止的权力争斗之中。
因此，尽管吕惠卿有一定的能力和政治经验，赵煦也只能忍痛割爱，将其弃用。
在对这些朝堂旧臣进行一番审视与考量后，赵煦深知，要想真正掌控朝政，打造属于自己的权力班底，必须启用一批新人。
而此时，程门的年轻人进入了他的视野。
程门有八子，个个才华横溢，在当时的学界和士林之中颇具声名，可谓是一时之选。
赵煦认为，这些年轻人尚未被朝堂上的腐朽风气所沾染，且他们对程门学术的尊崇，使得他们有着相对一致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易于掌控和引导。
于是，赵煦开始有条不紊地对程门八子委以重任。
倪咏志被授予枢密院都承旨这一关键职位，成为枢密院首席事务官。
枢密院作为掌管全国军政机要的核心机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倪咏志负责军政机要文书的传递，在枢密院内部各个部门之间协调内外事务，并且常常能够参与到军事决策的讨论之中。
他直接对接枢密使这一最高军事长官，掌握着大量的军情机密。
赵煦通过任用倪咏志，成功地在枢密院安插了自己的心腹，得以对枢密院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从而牢牢把控住国家的军事大权。
薛嘉怡则被授为三司判官，分管三司（盐铁、度支、户部）的具体事务。
三司主管着国家的财政经济命脉，盐铁关乎国家重要资源的管控与收益，度支负责统筹国家的财政收支，户部掌管着全国的户籍、土地和赋税等事务。
薛嘉怡凭借这一职位，实际上操控着国家的财政收支和赋税政策。
赵煦任用薛嘉怡，让自己对国家财政有了直接的掌控力，为后续推行各项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尹之贤被任命为首都开封府推官，担任开封府的司法、行政副手这一要职。
开封府作为北宋的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地位特殊且重要。
尹之贤主管开封府的司法审判工作，负责审理各类重大要案，同时还肩负着管理京畿地区事务的重任。
赵煦将尹之贤安排在这个位置上，既能确保首都地区的司法公正和社会稳定，又能通过他及时了解首都及周边地区的民情政情，加强对京畿地区的管控。
除了以上三人，程门八子中的另外几人也分别被授予重要职位。
有的被授为御史，御史作为监察百官的重要力量，能够对朝堂上的官员行为进行监督和弹劾，确保官员们奉公守法，维护朝堂的清正廉洁。
还有的被任命为走马承受，他们负责向皇帝直接汇报地方上的军事、民政等重要事务，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
就这样，赵煦通过对程门八子的精心任用，逐步在朝堂的各个关键部门安插了自己的势力，成功地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权力班底，为他亲政后的一系列改革和政策推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便在赵煦紧锣密鼓巩固自己的权力之时，此时的高太后被强行夺回权力之后，又是惊惧又是懊恼，竟是第二天便卧病不起了，而且在半月之后便去世了。
这一消息如巨石投入平静湖面，在朝堂上下激起层层涟漪。
虽说高太后掌权时手段强硬专断，可她毕竟主政多达七八年时间，在朝中也不乏旧部。
这些人听闻太后去世，心中五味杂陈，既有对往昔权势的追思，又对未来局势充满迷茫。
赵煦得知高太后离世，表面上维持着天子的庄重肃穆，可内心深处，那压抑许久的复杂情绪悄然涌动。
高太后长期压制，曾让他备受煎熬，如今太后逝去，他既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又隐隐担忧太后旧部趁机生事。
朝堂之上，大臣们对高太后的离世反应各异。
那些曾在高太后羽翼下获得利益的官员，纷纷收敛神色，生怕因情绪表露不当而触怒新掌权的赵煦。
而一些曾被高太后打压，或是一心拥护赵煦亲政的臣子，则暗自欣喜，期待着新皇能大刀阔斧改革，开启全新的政治局面。
与此同时，关于高太后的死因，坊间开始流传起各种小道消息。
有人私下议论，说太后是因权力被夺，心中郁愤难平，才一病不起；也有人猜测，太后之死或许与宫廷斗争中的隐秘手段有关。
这些流言蜚语，像无形的风，在京城的大街小巷中肆意传播，搅得人心惶惶。
赵煦深知，此时必须尽快稳定局面，否则流言越传越广，极有可能引发朝堂动荡。
于是，他迅速下诏，以国丧之礼厚葬高太后，丧葬规格极尽隆重。
在葬礼上，赵煦带领满朝文武，身着素服，神情哀伤，尽显孝子贤孙之态。
他的这一举动，一方面是向天下彰显皇家的孝道与宽厚，另一方面，也是借葬礼之机，向朝堂上下表明，即便与高太后曾有权力之争，但他始终敬重太后的身份地位，以此安抚太后旧部。
葬礼结束后，赵煦并没有放松警惕。
他深知，要想彻底消除高太后旧部可能带来的隐患，还需从长计议。
于是，他开始不动声色地对朝堂官员进行新一轮的调整。
对于那些高太后旧部中，有明显反抗迹象或是心怀不轨之人，赵煦巧妙地找借口将他们调离京城，外放至偏远之地任职，削弱其在朝中的影响力。
而对于一些愿意归服自己，且有真才实学的原太后旧臣，赵煦则选择恩威并施，加以笼络，使其逐渐融入自己的权力体系。
在处理完这些朝堂事务的同时，赵煦也没有忘记继续巩固自己新组建的权力班底。
程门八子在各自的岗位上，逐渐发挥出重要作用，他们对赵煦忠心耿耿，积极为其出谋划策。
倪咏志在枢密院，将军政机要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为赵煦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军事建议；
薛嘉怡在三司，通过一系列合理的财政举措，充实了国库，为赵煦后续的改革计划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持；
尹之贤在开封府，公正执法，将京城治理得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
随后赵煦重用程颐、曾布，并且召回蔡京两兄弟委以重任，在将政事堂、枢密院彻底掌握之后，赵煦对高太后的态度终于真实显现出来。
他很快将吕大防等后党贬谪出京城，并且展现出对高太后政治清算以及情感疏离。
随后，他立即更改年号，恢复青苗法、免役法等熙宁新政，甚至要废掉高太后“宣仁”谥号。
朝堂之上，这一系列举措如同一场剧烈的风暴，瞬间将原本就波谲云诡的政治局势搅得更加混乱不堪。
吕大防等后党骨干被逐出京城，他们多年经营的势力网络在赵煦的雷霆手段下开始土崩瓦解。
这些被贬谪之人，心中满是愤懑与不甘，却又无力反抗，只能在凄风苦雨中踏上前往偏远之地的路途。
而对于恢复熙宁新政，朝堂大臣们的反应截然不同。
那些支持变法的官员，心中却是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
他们认为，赵煦此举是拨乱反正，有望让国家重新走上富强之路。
程颐、曾布等人积极响应，在朝堂上慷慨陈词，力陈新政对国家的诸多益处，主张大力推行，尽快让新政的成效惠及四方。
然而，反对者也不在少数。
他们担忧新政的恢复会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一些保守派官员纷纷上书，言辞恳切地劝谏赵煦，历数新政在推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恳请皇帝三思而后行。
但此时的赵煦，改革的决心已如磐石般坚定，对这些反对之声置若罔闻。
在是否废掉高太后“宣仁”谥号一事上，朝堂更是陷入了激烈的争论。
部分臣子认为，高太后虽曾长期揽权，但毕竟对皇室有养育之恩，且主政期间也并非毫无建树，废掉谥号此举过于决绝，恐寒了天下人之心。
然而，赵煦心意已决，在他看来，高太后多年来对他的压制，是他心中难以磨灭的伤痛，如今他大权在握，势必要将这份压抑多年的怨愤宣泄出来。
就在朝堂上围绕着谥号问题争论不休时，宫外的民间舆论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起初，百姓们对赵煦亲政后的一系列举措多持观望态度。但随着新政的逐步推行，一些实惠开始显现出来。
青苗法的恢复，让许多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能够获得官府的低息贷款，解决了燃眉之急；
免役法的重新实施，使得百姓不必再为繁重的劳役所累，可以安心从事生产。
渐渐地，民间对赵煦的赞誉之声开始多了起来，百姓们对这位年轻皇帝的改革充满了期待。
到得绍圣元年春节时候，大宋朝已然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元祐年间的执政大臣在朝堂上已全然不见踪影。
赵煦端坐在那巍峨的龙椅之上，俯瞰着焕然一新的朝堂，心中满是壮志豪情。
此时的他，手中紧握大权，身边围绕着自己精心挑选、培养的心腹，已然准备好要在这大宋的历史长卷上，挥毫泼墨，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春节的京城，张灯结彩，热闹非凡。
然而，在这喜庆祥和的氛围之下，却暗藏着诸多政治暗流。
赵煦趁着这佳节之际，也并未放松对局势的把控。
他在宫中频繁地召见程门八子、程颐、曾布以及蔡京兄弟等人，与他们深入探讨新政的进一步推行策略以及朝堂的后续布局。
程颐，作为理学大家，时常从儒家经典和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为赵煦分析治国理政的要义，强调新政推行过程中应注重教化与民生，以仁义为本，让百姓在享受新政实惠的同时，也能受到良好的道德熏陶。
程学俨然有了当年苏学在京城之中流行的盛况，尤其是在程颐被召入政事堂之后更是如此。
曾布则凭借其丰富的政治经验，为赵煦梳理朝堂各方势力的潜在关系，建言在继续打压旧党残余势力的同时，也要巧妙地平衡新党内部的权力分配，防止出现权力过度集中而引发的内部矛盾。
蔡京兄弟在此时充分展现出了他们的长袖善舞与办事能力。
蔡京对新政的条款烂熟于心，能够迅速且精准地制定出详细的推行计划，从地方官员的选拔任用，到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监督考核，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蔡卞则利用自己在文坛和官场的人脉关系，积极为新政进行宣传造势，将新政描绘成拯救大宋于积弊之中的良方，在士大夫阶层和民间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到得此时，赵煦终于能够腾出手将眼光看向西北了。（记住本站网址，Ｗｗｗ．WX52．info，方便下次阅读，或且百度输入“ xs52 ”，就能进入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