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顾况是块“硬石头”——藩镇送明珠他扔回去，北方官嘲吴人他怼回去，连皇帝身边的人让他写颂诗，他都敢提笔写“民间疾苦”；也有人说他是团“软棉花”——见乞丐冻毙街头会掉泪，看老农晒谷被雨淋会揪心，晚年在茅山见少年喝屠苏酒，会笑着把自己的酒让出去。
他这一辈子，狂傲和悲悯就没分开过：狂傲是他的骨头，撑着他不向权贵弯腰；悲悯是他的肉，让他始终贴着人间的温度。两种性子揉在一块儿，才成了那个“敢骂也敢疼”的顾况。
敢对权贵说“不”
贞元年间，淮西藩镇李希烈势力正盛，到处拉拢文人墨客，想给自己“正名”。有人举荐了顾况——说他诗名响，又敢说真话，要是能请他写篇“颂文”，准能收买人心。
没过几天，李希烈的使者就揣着百两黄金、一串明珠找上门，把礼物往桌上一放，笑得满脸堆肉：“顾先生，我家将军久仰您大名，这点薄礼请收下，只求您为将军写篇文章，说说咱淮西的‘太平景象’。”
顾况盯着那串明珠——颗颗都有拇指大，在阳光下闪得晃眼。他没碰，反而问使者：“你家将军说的‘太平景象’，是指强征百姓当兵，还是指把粮税涨到百姓交不起？”
使者脸一沉：“顾先生这话就不好听了！我家将军是为了淮西百姓好！”
“为百姓好，就不会让老人饿死在路边，不会让妇人哭着送丈夫去当兵！”顾况站起来，指着门外，“你去街上看看，有多少人逃荒来长安？他们大多是淮西来的！你让我写颂文？我只会写他们的苦！”
使者气冲冲地走了，临走前撂下话：“顾况，你别后悔！”顾况看着桌上的黄金明珠，心里却犯了愁——直接拒绝怕招祸，可妥协又对不起那些受苦的百姓。
这股狂傲劲儿，在他怼北方官员时更显眼。有次长安文人聚会，一个北方来的刺史故意刁难他：“顾先生是吴人吧？听说吴地人只会唱小曲，哪会写什么正经诗？”
满座人都等着看顾况的笑话，他却端着酒杯慢悠悠站起来：“刺史大人这话就错了。当年汉高祖是沛人，算起来也是‘吴地’出身；司马迁写《史记》，他的祖上也是吴人。您说吴人就会唱小曲？那‘汉儿’的祖宗，不还是吴人吗？说到底，吴儿尽是汉儿爷！”
一句话把刺史说得脸通红，满座人都笑出了声。顾况却没得意，反而叹气道：“地域之分本就是虚的，都是大唐百姓，哪来的高低贵贱？您身为刺史，不想着怎么让百姓过好日子，倒在这儿挑唆地域矛盾，不觉得丢人吗？”
他的狂傲，从不是为了争口舌之快——是为了护着“忠”字，护着“公平”二字，护着那些被权贵欺负、被地域歧视的普通人。就像他说的：“我这脾气，是被百姓的苦逼出来的——要是我不硬气点，谁为他们说话？”
敢为生命叹“愁”：从《悲歌》到《岁日作》的“悲悯柔肠”
顾况年轻时，不是个能坦然“让酒”的人。三十多岁时，他还是个九品校书郎，每天抄档案抄到手指发麻，却连给百姓减一分税的权力都没有。有天夜里，他对着油灯发呆，想起自己考了五年才中进士，想起那些在饶州见到的冻饿百姓，越想越憋屈，提笔写了首《悲歌》：
“我欲升天天隔霄，我欲渡水水无桥。
我欲上山山路险，我欲汲井井泉遥。”
四句“我欲”，全是无奈——想为百姓做事，却像登天一样难；想帮百姓渡难关，却连座桥都没有。写着写着，眼泪滴在纸上，晕开了墨痕。他不是愁自己官小，是愁“空有一身本事，却救不了一个人”。
有次他路过城郊，见一个老乞丐蜷缩在墙根下，手里还攥着半块发霉的饼，已经没了气。他蹲下来，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盖在老乞丐身上，红着眼圈说：“对不住，我没本事让你过个暖冬。”
那时的他，狂傲里藏着太多焦虑——怕自己一辈子都是个“抄书的”，怕那些百姓的苦永远没人看见。他写诗骂权贵，不是为了泄愤，是想“骂醒”他们，让他们看看民间的惨状。骂了又有什么用？藩镇还是横，官员还是贪，他也被贬了一次又一次。
直到七十岁归隐茅山，他才慢慢放下那份焦虑。有年正月初一，道观里的道士和附近的村民一起喝屠苏酒。按习俗，得从年少的开始喝，轮到顾况时，他却笑着把酒杯递给身边的少年：“我老了，这酒该给你们年轻人喝——你们的日子还长，要好好过，别像我年轻时那样，总盯着愁事儿。”
那天晚上，他写了首《岁日作》：
“不觉老将春共至，更悲携手几人全。
还丹寂寞羞明镜，手把屠苏让少年。”
诗里没有了早年的“我欲升天天隔霄”的愤懑，多了份“让少年”的坦然。他终于明白，不是所有事都能靠“狂傲”解决——接纳自己的衰老，也是对生命的一种悲悯；看着年轻人好好活着，也是一种安慰。
有次他在山里采药，见一只小松鼠掉进了陷阱，他蹲下来，用树枝一点一点把土刨开，把小松鼠救了出来。小松鼠抖了抖身上的土，蹦蹦跳跳地跑了，他却坐在地上笑了半天。道士问他“笑什么”，他说：“你看它多快活，能活着就好，不管是人还是动物，能好好活着就好。”
他的悲悯，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是“把自己放进别人的苦里”——年轻时为百姓的苦愁，年老时为生命的短叹，连一只小松鼠的安危，他都放在心上。就像茅山的云，看着软，其实裹着满满的温度。
归隐不是“逃”：《闲居自述》里的“刚柔相济”
有人说顾况归隐茅山是“怂了”，是被官场打怕了。可他知道，归隐不是逃，是换一种方式“活”——远离了权贵的勾心斗角，他反而能更贴近想守护的“人间”。
他在茅山住的道观很破，屋顶漏雨，他就找瓦片补；没有粮食，他就跟着老农一起种庄稼。每天天不亮，他就扛着锄头去地里，和老农一起除草、施肥，累了就坐在田埂上，听老农讲“今年的收成能不能够吃”，听村里的媳妇聊“孩子能不能读上书”。
有次下大雨，老农的谷子还晒在场上，顾况跟着一起抢收，淋得浑身湿透，却笑得比谁都开心。老农说：“顾先生，您以前是当官的，哪用干这种活？”他却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当官的也是人，也得吃饭——这些谷子是咱们的命，哪能看着被雨淋？”
他写《闲居自述》：
“荣辱不关身，谁为疏与亲。
渐看华发老，方悟少年非。
眼暗看书少，身闲隐者稀。
朋来唯有酒，意合即知音。”
诗里的“荣辱不关身”，不是真的不管世事，是不再为“官大官小”纠结，专注于眼前的“人和事”——和老农一起种庄稼，和道士一起炼丹，和少年一起喝屠苏酒，这些“小事”里的温度，比官场的“荣辱”珍贵多了。
他还常跟道士聊“陶令”（陶渊明），说“陶令果何人？悠然自适者”。他佩服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更佩服他“采菊东篱下”的坦然——既能硬气地拒绝官场，也能温柔地接纳田园。他自己也是这样：对权贵，他是“还君明珠”的硬骨头；对百姓、对生命，他是“让少年屠苏”的软心肠。
有天傍晚，他坐在茅山的石台上，看着夕阳把云彩染成金色，远处传来老农的山歌。他忽然觉得，这一辈子没白活——虽然没当过大官，没写过“传世名篇”，但他没向权贵低头，没辜负百姓的苦，没浪费自己的真心。狂傲也好，悲悯也罢，都是为了“好好活着，好好对人”。
后来有人问他：“您这一辈子，最骄傲的是什么？”他想了想，笑着说：
“是没让骨头软下去，也没让心肠硬起来。”（记住本站网址，Ｗｗｗ．WX52．info，方便下次阅读，或且百度输入“ xs52 ”，就能进入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