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御驾亲临城南工坊、并当众嘉许的口谕，如同九月里最迅猛的秋风，一夜之间便刮遍了长安的宫廷与官署。随之而来的，是正式颁布的任命诏书：擢太子右赞善大夫、崇文馆直学士李瑾，兼将作监少监丞（从六品上），专司协理将作监与“周氏工坊”之技物沟通、试验推广事宜。诏书用词严谨，却明确无误地将李瑾这个“奇技”引荐者与推广者，纳入了帝国最高工艺管理机构的核心圈层，赋予了他名正言顺插手、乃至主导相关技术革新事务的权力。
将作监，掌土木工匠之政令，总四署（左校、右校、中校、甄官）及诸治、铸钱、互市等监，乃是大唐帝国庞大工程与手工业体系的中枢。少监丞虽为佐官，但地位关键，尤其在涉及具体匠作改良、新器试用之时，往往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这个任命，无疑是将李瑾和他背后所代表的“城南工坊”新技术力量，正式嵌入了国家机器之中。既是酬功，是信赖，更是一种高明的“招安”与“收编”——将可能挑战旧秩序的力量，纳入可控的轨道，并期望其能为朝廷所用。
消息传出，朝野反应各异。东宫一派自然是与有荣焉，于志宁特意召见李瑾，勉励他“恪尽职守，善用其术，莫负圣恩”。与工坊有利益关联或看好其前景的朝臣、商贾，纷纷遣人祝贺，打探未来合作可能。而以萧瑀一系为代表的反对势力，则在短暂的错愕与愤懑后，迅速调整了策略。公开攻讦“奇技淫巧”已不合时宜，皇帝的态度和工坊展现的“实利”摆在那里。但他们转而开始在“规矩”、“礼法”、“祖制”上做文章，质疑李瑾以宗室子弟、东宫属官身份兼任将作监实务官职是否“合规”，担忧“商贾之术”引入官府会“败坏风气”、“扰乱常法”，并暗中串联将作监内可能对李瑾这个“空降”少监丞不满的势力，准备在具体事务上进行掣肘。
对此，李瑾心知肚明。他深知，这个“将作监少监丞”的官帽，既是护身符，也是紧箍咒。戴上它，意味着更多的资源、更大的平台、更正式的权力，但也意味着要直面更复杂的官场生态、更微妙的利益平衡，以及必须遵循的官僚程序与规则。他不能再像之前经营工坊那样，躲在幕后，相对自由地运用超越时代的知识和商业手段。他必须学会在官场的棋盘上，以符合这个时代规则的方式落子，同时小心翼翼地推动那些“超前”的技术理念。
任命下达后的第三日，李瑾首次以将作监少监丞的身份，前往位于皇城东南隅的将作监衙门“点卯”履职。他换上了符合从六品上阶的深绿色官袍，腰束银带，佩水苍玉，头戴黑色介帻，虽年轻，但气度沉静，顾盼之间已隐隐有官威。李福作为长随，捧着官诰文书紧随其后。
将作监衙门占地广阔，屋宇连绵，各署、监的吏员、匠人头目穿梭往来，气氛忙碌而有序。监正（从三品）不常坐衙，日常事务多由两位少监（从四品下）主持。李瑾首先拜会了两位顶头上司——少监阎立本（其兄阎立德为将作大匠，外任）和少监张文琮。阎立本因日前随驾巡视工坊，对李瑾印象颇佳，加之其本身便是营造、绘画大家，对“奇技”抱有开放态度，态度颇为和煦，勉励他“既有圣眷，当用心任事，将那些有用之技，善加整理，推广于有司”。张少监则较为严肃，公事公办地交代了少监丞的职责范围：协助两位少监处理日常文移，稽核各署监物料支用、工役考成，并特别点明，皇帝交代的“与周氏工坊技物沟通、试验推广”一事，由李瑾专责，需定期向两位少监及监正禀报进展。
拜会上司后，李瑾又逐一拜会了左校、右校、中校、甄官四署的署令，以及百工、就谷等库的监官。这些中下级官员，大多在四五十岁，久历官场，对李瑾这个骤然得宠、年轻得过分、且带着“奇技”和“商贾”背景的同僚，态度复杂。表面客气，甚至带些奉承，但眼神深处，多是审视、疑虑，乃至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或不屑。他们遵循的是经年累月形成的“则例”、“旧制”，李瑾带来的，却是可能打破惯例、触动其既有权力和利益格局的“新东西”。
李瑾不卑不亢，态度恭谨，对各位“前辈”执礼甚恭，只言“瑾年少学浅，初入将作，诸多规矩不通，日后还需诸位前辈多多提点指教”，绝口不提工坊与新技术，将姿态放得极低。他知道，初来乍到，根基未稳，首要任务是融入，而非挑战。
然而，皇帝交代的差事必须立刻着手。回到专属自己的那间狭小但独立的廨署，李瑾铺开纸笔，开始拟定第一份工作计划。核心目标清晰：将工坊已有的、经过验证且相对成熟的几项技术——新纸与活字印刷、改良农具、牛痘相关器皿，在将作监的体系内，进行初步的、可控的“官方化”试验与推广。这既是履行皇命，也是为工坊技术争取“国标”认证、打开更广阔市场的关键一步。
他决定分三步走：
第一步，建立正式的沟通与协作机制。 他以将作监少监丞的名义，行文“周氏工坊”，正式确立双方的“官民合作”关系。指定王掌柜为工坊对接人，并请工坊选派精干匠师（如郑师傅、赵匠师、滕贵等），组成“技工咨议组”，随时听候将作监咨询、派遣。同时，他请求将作监方面，也指派相关署、监的资深匠官或技术吏员，组成对应的“接洽考功组”，负责与工坊对接、记录试验过程、评估技术成效。他要将这种合作，从一开始就纳入规范的公文往来与记录体系，避免私相授受之嫌。
第二步，启动具体试验项目。 他拟定了三个优先项目：
1. “新纸与活字印书”项目：由将作监右校署（掌营造杂作，包括部分宫廷用物制作）与工坊合作，在崇文馆设立临时“试点印书坊”。工坊提供一套木活字字模、排版工具、特制油墨及首批“新纸”，右校署选派刻字、印刷匠人学习操作，尝试合作印制一批《孝经》或《论语》选段，检验印刷质量、效率及成本，成果呈送秘书省、国子监评议。
2. “新式钢制农具试用”项目：由将作监甄官署（掌石工、陶工、铁矿等）与工坊合作，将工坊已试制成功的改良钢犁、镰刀等，各取五十件，交付司农寺，在其辖下京畿官田进行一季（秋播或明春）试用，由司农寺记录其耕作效率、耐用程度、与传统农具对比优劣，出具试用报告。
3. “医药特制琉璃器”项目：由将作监百工署（掌玉工、金银铜铁、琉璃等匠作）与工坊合作，工坊按太医署要求，制作一批用于盛放牛痘浆液、珍贵药液的特制密封玻璃瓶，由百工署验收，交付太医署使用，并跟踪记录其密封性、透光性、耐用性。
第三步，筹备“将作新技考成簿”。 李瑾计划创建一个专门的档案，记录所有与工坊新技术相关的试验过程、数据、成效、问题及改进建议。这既是为了向皇帝和上司汇报，也是为了积累技术资料，为未来的标准化和推广打下基础，更是一种自我保护——所有决策、试验皆有据可查，程序合规。
计划草案拟定，李瑾先呈送给较为支持的阎立本少监过目。阎立本仔细看罢，捋须道：“李丞思虑周详，条目清晰。然其中涉及署、监协同，乃至与外朝司农寺、太医署交道，程序繁琐，非一蹴而就。你初来，人事未熟，恐有滞碍。不若先从一项目着手，做出成效，再及其他。”
李瑾深以为然：“阎公教诲的是。下官亦觉，当以‘印书’一事为先。此乃陛下亲口关切，又涉文教，阻力或相对较小。且崇文馆乃下官本职所在，便于协调。”
“嗯，如此甚妥。” 阎立本点头，“你可先与右校署杨署令细商。所需物料、匠人调配，按例申领，老夫自会与张少监沟通。记住，凡事依章程，多请教，勿急勿躁。”
有了阎立本的首肯，李瑾便带着修改后的计划，去拜会右校署署令杨骏。杨骏年约五旬，是个面色黧黑、手指粗壮、一看便是常年与工匠物料打交道的技术官员。他对李瑾还算客气，但听明来意，特别是涉及与宫外商户合作、使用“活字”这种前所未闻的技术印书，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李丞，非是杨某推诿。印书之事，向来由秘书省、国子监下属书局或民间书坊操持。我将作监右校署，虽有刻字匠人，然多用于碑铭、官印、建筑纹饰。以‘活字’印书……闻所未闻。且与那‘周氏工坊’合作，匠人如何管理？物料如何交割？成书品质如何保证？若印坏了，或进度迟缓，误了崇文馆用度，谁人担责？” 杨骏连珠炮似地提出一串实际问题。
李瑾早有准备，不慌不忙道：“杨署令所虑极是。此事乃奉陛下特旨，阎少监亦已首肯。下官之意，并非要右校署大动干戈，只需拨出一间僻静工房，选派三两名细心稳重的刻字、印刷匠人，由下官协调工坊匠师前来，共同研习试验。所有物料，由工坊先行提供，计入合作成本，无需署内支用。试验期间，匠人仍归署内管辖，工坊匠师只做技术指导。所印之书，先以小规模试印，成果由下官与杨署令共同验看，再呈上官评议。若有差池，责任自然由下官一力承担。如此，可好？”
他态度诚恳，主动担责，且承诺不动用署内经费，只是借调人手和场地，进行一场“奉旨试验”，杨骏的脸色稍霁。他沉吟片刻：“既如此……也罢。署后库院旁倒有一间闲置的裱褙房，可暂用。匠人嘛……就让老吴头带着他徒弟去吧。老吴头刻了三十年字，手稳，就是性子闷些。至于物料交割、匠人考勤，需有详细文书备案。”
“一切依杨署令规矩办理。” 李瑾微笑应下。他知道，这第一道关卡，算是初步通过了。
接下来数日，李瑾便如工蜂般忙碌起来。他往来于将作监、崇文馆、工坊之间，协调场地、人员、物料。他亲自与那位“老吴头”匠师交谈，发现这位寡言的老匠人虽然对“活字”将信将疑，但听说能见识新技法，眼中也藏着一丝好奇。李瑾让郑师傅带着两名学徒，将一套基础木活字、排版盘、特制墨辊和一批“新纸”运入右校署的临时工房，开始对老吴头师徒进行“培训”。
培训之初，老吴头对活字的“小”和“散”很不适应，习惯了雕刻整版的他，觉得排版麻烦，且容易错乱。但在郑师傅演示了检字、排版、印刷的全过程，并印出清晰整齐的《千字文》首页后，老吴头盯着那字迹，沉默了许久，最终只说了一句：“这字……真齐整。” 态度开始转变。
与此同时，李瑾也并未放松其他两条线的推进。他通过于志宁，与司农寺的官员搭上了线，呈交了关于试用新式农具的初步方案。司农寺的官员对能提高效率的新农具自然感兴趣，但同样对“周氏工坊”的资质和钢制农具的耐久性存疑，最终同意在长安、万年两县各选一处皇庄，进行小范围对比试用，但要求工坊提供详细的养护说明和“保修”承诺。李瑾一口答应。
与百工署关于特制玻璃瓶的合作相对顺利，因为琉璃本就属百工署管辖范畴，且牛痘是皇帝重视的“德政”，太医署也催得急。百工署很快派人与工坊接洽，确定了器型、容量、密封标准，工坊开始小批量试制。
就在李瑾忙于在将作监内铺开摊子、推动合作时，朝中关于他“兼职”合规性的非议，也在某些人的推动下，渐渐浮出水面。几位御史和礼部官员，以“朝廷设官分职，各有攸司”、“宗室子弟宜敦品励学，不宜亲涉匠作末务”为由，上疏委婉地表示异议。虽然未直接要求撤销任命，但希望皇帝“慎重**”、“明晰职守”。
这些奏疏，自然被送到了李治的案头。李治将其中几份言辞较为激烈的，转给了长孙无忌和于志宁，让他们“议处”。
长孙无忌的态度，将决定此事的风向。这位老成谋国的顾命大臣，在仔细了解了李瑾上任后的作为（特别是那份条理清晰的工作计划和正在推进的、规矩谨严的试验项目）后，在一次小范围的御前议政时，缓缓开口：
“陛下，李瑾以宗室子、东宫属官兼将作监少监丞，确与常例稍有未合。然，陛下当日擢拔，乃因‘周氏工坊’之技或有可取，特命其沟通协理，此乃因事设职，权宜之便。观其到任以来，所行之事，皆依章程，所推之技，如印书、农具、医器，皆着眼于国计民生，非为私利。且其能谦抑自守，遇事皆禀上官，协同有司，未见专擅。老臣以为，非常之时，当有非常之措。若其果能将奇技化为实用，利国利民，则此‘兼职’，非但无过，反而有功。至于朝臣疑虑，可令其定期详陈所务，由将作监、东宫共同考成，以杜流言，亦示朝廷公正。”
这番话，既承认了“不合常例”，又强调了“事急从权”和“注重实效”，最后还提出了监督考成的具体办法，可谓面面俱到，既维护了皇帝权威和李瑾，也照顾了朝臣体面，更将焦点引向了“实效”。李治闻言，深以为然，当即准奏，并下旨申饬了那几位言辞激烈的御史“不察实情，空言扰政”，命李瑾“今后一应事务，需详载于籍，每旬呈将作监、东宫备案，朕亦将随时垂询”。
这道旨意，等于是为李瑾的“兼职”提供了法理依据和操作规范，也警告了那些还想在此事上做文章的人。风波暂息。
李瑾得知后，对长孙无忌的老辣与平衡手腕深感佩服，也更加惕励自省。他让李福和王掌柜，将工坊与将作监的所有往来文书、物料清单、匠人调度记录，都整理得清清楚楚，并开始撰写第一份“旬报”，详细记录“印书”、“农具”、“医器”三个项目的进展、遇到的问题、下一步计划。他要将“透明”、“规矩”做到极致，不给任何人留下攻击的口实。
时间在忙碌中滑入九月下旬。右校署的临时印书坊内，在老吴头和郑师傅的共同努力下，第一套用官方“新纸”和木活字合作印制的《孝经》（选章）五十本，终于装订完成。纸张洁白柔韧，字迹清晰整齐，墨色均匀，虽然速度还远未达到理想状态，但品质已远超寻常雕版印刷的普通读本。李瑾与杨骏一同验看，杨骏抚摸着光滑的纸面，看着整齐划一的字行，终于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此物……确可一观。若速度能再提，成本能再降，或真可为朝廷省却不少刻工之费。”
李瑾将其中十本，分别呈送给皇帝、长孙无忌、于志宁、阎立本、张少监、以及秘书省、国子监的负责人，并附上详细的成本、工时分析（当然是经过“处理”，突出其未来规模化后的成本优势）。他要用实打实的成果，来证明“活字印刷”的价值。
几乎与此同时，司农寺也传来了初步反馈。试用新式钢犁镰刀的皇庄管事报告，新犁入土确实轻省，翻土更深；新镰刀锋利耐用，收割效率约提高一成半，且不易崩缺。虽然只是初步印象，但已是积极信号。李瑾立刻让工坊准备第二批农具，并开始起草更详细的《新式钢制农具使用养护要则》，准备广泛发放。
特制玻璃瓶也顺利通过了百工署和太医署的验收，开始小批量用于牛痘浆液的分类保存，其透明、密封的特性得到了太医的称赞。
一切，似乎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李瑾站在将作监廨署的窗前，望着庭院中开始泛黄的树叶，心中并无多少轻松。他知道，这只是开始。将新技术引入庞大的官僚体系，如同推动一架沉重的古老磨盘，初始的寸进已然艰难，未来要让它持续转动，产出预期的“面粉”，还需要克服更多的阻力，付出更多的心血。
“敕封将作丞”，不仅仅是一个官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一个充满机遇与风险的崭新战场。他在这里播下的种子，能否在官方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将直接关系到他能否真正在这个时代，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秋意渐深，李瑾的官袍袖中，仿佛已能感受到那来自技术变革与时代洪流相互激荡所产生的、微弱而清晰的震颤。（记住本站网址，Ｗｗｗ．WX52．info，方便下次阅读，或且百度输入“ xs52 ”，就能进入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