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报》的墨香尚在洛阳、长安的街巷间飘荡，其“以实击虚”、“正面引导”的策略初显成效，朝野上下就另一桩更为肃杀、也更为根本性的思想清剿行动，感受到了来自帝国最高权力中心的凛冽寒意。
事情始于洛阳北市一间不起眼的书肆。店主姓胡，是个精瘦的中年人，除了贩卖寻常的四书五经、诗文杂集，暗地里也做一些“特殊”书籍的买卖——多是些前朝遗留下来的谶纬、图录、占候、相书，乃至一些语焉不详、暗藏机锋的民间歌谣抄本。这类书籍，自魏晋以来屡遭朝廷查禁，但从未绝迹，总是在地下悄悄流传，满足着一部分人对神秘预言的猎奇，或为某些心怀异志者提供“天命所归”的臆想依据。
胡店主行事谨慎，这类“禁书”从不公开摆放，只卖给信得过的熟客，或经人引荐、出价高昂的买家。生意虽不算大，但利润颇丰，足以让他在这洛阳北市置下一份不小的家业。
直到数日前，一位操着关西口音、衣着华贵、自称是某位致仕高官管家的客人，通过隐秘渠道找上门，指明要寻几本“真正的、有来历的”谶纬古本，价钱好说。胡店主见对方气度不凡，出手阔绰，又经中间人再三保证，便动了心，从密室中取出了几本压箱底的“好东西”：一本纸张泛黄、据说是南朝流传下来的《推背图》残卷；一本手抄的《曹元理歌》；还有一卷更为隐秘的、据传是隋末流传的《桃李章》注解。
交易在深夜秘密完成。胡店主捧着沉甸甸的金锭，心满意足。然而，他并不知道，那位“关西贵客”，实则是北门学士麾下、奉了密令的察子。他更不知道，就在交易完成次日，一队如狼似虎的金吾卫士兵便破门而入，将他的书肆翻了个底朝天，那些尚未售出的“禁书”，连同他暗中记录的客户名册，悉数被查抄。胡店主本人，则以“私藏、贩卖妖书，图谋不轨”的罪名，被投入了大理寺的诏狱。
这并非孤例。几乎在同一时间，长安西市一家看似经营文房四宝、实则暗藏玄机的铺子，也被查封，查抄出大量谶纬书籍和私刻的星象图。接着，洛阳南郊一处道观，因道士私下为人“推演天命”，牵扯出数卷“预言女主治世，阴阳颠倒”的谶书，观主被锁拿，道观被封。长安某位喜好收藏古籍的致仕老翰林，也被登门“拜访”，从其书房暗格中起获数卷前朝禁书，老翰林惊惧交加，当夜便中风不起。
行动迅捷、精准，且打击面迅速扩大。从最初的私贩书商、隐秘道观，扩展到一些喜好藏书的文人士大夫、乃至个别与某些世家大族有牵连的僧侣、方士。查抄出的“禁书”种类繁多，有预言朝代更迭的，有暗指“女主昌”、“武王代唐”的，有以隐语编排当朝权贵的，也有单纯占卜吉凶、但内容“荒诞不经、蛊惑人心”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几份在洛阳、长安地下悄然流传的手抄歌谣，内容影影绰绰，将“洛水瑞石”与某些前朝“女主祸·国”的谶语联系起来，暗示“瑞石”非吉兆，而是“阴盛阳衰”、“牝鸡司晨”的灾异之始。
消息像带着倒刺的冰棱，扎进了两京的官场和士林。最初，人们以为这又是一次针对“妖言惑众”的寻常清理，虽然严厉了些，但也不算太出格。毕竟，历朝历代对谶纬之说都有所防范。但随着被抓捕的人员越来越多，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尤其是当一些平时只是私下谈论谶纬、并无明显不轨之迹的士人也卷入其中时，恐慌开始蔓延。
人们意识到，这绝非一次简单的治安行动。其背后，是来自宫廷最深处的意志，是一次有计划的、系统的思想清剿，目标直指一切可能威胁到当前权力格局——尤其是威胁到武则天“圣母临人”地位——的“异端”言论和思想载体。
紫宸殿内，气氛凝重。皇帝李治的精神时好时坏，今日勉强临朝，但主要政事已多由武则天在帘后决断。此刻，关于查禁谶纬书籍的奏报，正由御史中丞崔谧呈上。崔谧是武则天提拔的官员，以干练敢言著称，此次查禁行动，他便是明面上的主要执行者之一。
“……自月初至今，于两京及畿辅要地，共查获私藏、刻印、传播谶纬、图录、妖书、伪歌谣等，共计一千三百余卷（册）。拿获首要人犯二十七人，涉案牵连者一百四十三人，现已分别收押于大理寺、京兆府、河南府狱中。所查获之书籍，多有妄言国运，私议休咎，甚或影射朝政，诋毁圣人，蛊惑民心，实为祸乱之源。其中尤有数种，借谶纬之名，行诽谤之实，其心可诛！”
崔谧的声音在殿中回荡，百官肃立，不少人低眉垂目，心中惴惴。谁家书房里没几本杂书？谁又没在与友人私谈时，引用过几句谶语或民间传言以作谈资？这次查禁的尺度如何把握？会不会扩大化，演变成一场以言罪人的文字狱？
李治靠在御座上，面色疲惫，听完奏报，缓缓道：“谶纬妖言，惑乱人心，向为朝廷所禁。此次查办，务必证据确凿，勿枉勿纵。至于涉案人等……依律严惩便是。” 他的声音不高，带着病后的虚弱，但“依律严惩”四个字，还是让不少人心中一凛。依的是什么律？前朝《开皇律》、《武德律》乃至本朝《永徽律》中，对“造妖书妖言”皆有严惩，重者可至绞、斩。
“陛下，” 宰相之一，侍中许圉师出列，他年事已高，须发皆白，是朝中较为持重的老臣，他斟酌着言辞道，“谶纬之书，诚然有妄诞不经、蛊惑人心之弊，理应查禁。然则，此类书籍流传已久，民间私藏者众，士林之中，亦有以之为学问、考据典故者。若一概以‘妖言’论处，牵连过广，恐伤士人之心，亦有损陛下仁德。臣以为，当明示期限，许其自首上缴，官府销毁，可免其罪。逾期不缴，再行严惩。如此，既彰朝廷法度，亦显陛下宽仁。”
许圉师的话，代表了一部分较为理性、不愿扩大化的朝臣的意见。他们支持清理那些明显攻击朝廷、诽谤“二圣”的言论，但担心打击面失控，演变成一场文化浩劫，或者被某些人利用来清除异己。
这时，帘后传来武则天平静而不容置疑的声音：“许相所言，老成谋国，心存仁恕，本是好意。然则，非常之时，当用非常之法。如今‘洛水献瑞，圣母临人’，乃上天嘉佑，陛下洪福。当此吉兆，竟有宵小之辈，私藏妖书，传播伪谶，影射攻击，其心可诛，其行可恶！此非寻常学问之争，乃动摇国本、诋毁天命之大逆！若姑息养奸，限期自首，则奸猾之徒必心存侥幸，匿书不报，或转移销毁，反令朝廷法令形同虚设。唯有雷厉风行，彻底清查，以儆效尤，方能震慑不轨，澄清玉宇，以正视听！”
她的声音并不高亢，但字字清晰，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决断力。殿中一片寂静。许圉师张了张嘴，最终没再说什么，默默退回了班列。谁都听得出，天后的态度异常坚决。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禁书，而是一场政治清算，目标是所有可能挑战“圣母临人”这一官方叙事的“异端”思想。在这个大前提下，任何“宽仁”、“限期”的建议，都显得不合时宜。
“天后所言甚是。” 御史大夫、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义府立刻出列附和，他声音尖细，带着惯有的谄媚与凌厉，“谶纬妖言，最易蛊惑无知小民，亦为心怀叵测者利用，祸乱之根，不可不除！臣以为，当颁布严令：天下官民僧道，凡私藏、传抄、刊印、宣讲谶纬、图录、符命、预言歌谣等书籍者，限一月内，自行赴官焚毁。逾期，或隐藏不报者，一经查出，本人处流三千里，家人连坐；官吏知而不举者，同罪；坊正、里长、四邻不纠告者，杖一百。各处寺观、学堂、书肆，需具结保证，并无藏匿。御史台、刑部、大理寺及地方有司，需严加稽查，凡有告发，查实重赏！”
这比之前崔谧的奏报更加具体，也更加严酷。连坐、鼓励告发、官吏同罪、邻里连坐……一套完整的、足以让人人自危的检举揭发和惩罚体系被提了出来。不少朝臣脸色发白，尤其是那些家中藏书颇丰，或平日喜好谈论玄怪、谶纬的官员，更是后背冒汗。
李治皱了皱眉，似乎觉得李义府的建议过于严苛，但看了看帘后的方向，又看了看殿中沉默的百官，最终疲惫地挥了挥手：“就依李卿所奏，详定条陈，颁行天下吧。务要……务要掌握分寸。” 最后的补充，显得苍白无力。
“臣，领旨。” 李义府躬身，嘴角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他知道，这又是一次排除异己、讨好天后的绝佳机会。哪些人的家里可能藏着“不该有”的书？哪些人又曾“妄议”过时政、“非议”过天后？正好借此机会，好好清理一番。
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李瑾，出列了。他的声音平稳，在寂静的大殿中显得格外清晰：“陛下，天后，李御史所奏，旨在肃清妖言，安定人心，臣附议。”
他的表态让一些人略感意外。梁国公素以务实、稳重著称，此番竟也支持如此严苛的禁书令？
李瑾继续道：“然则，臣有一虑，请陛下、天后明察。谶纬之说，源远流长，其中固然多荒诞不经、蛊惑人心之语，然亦夹杂先秦古记、天文历算、地理杂说，乃至先贤只言片语。若一概焚毁，恐有玉石俱焚之憾，亦不免予人口实，谓朝廷焚书禁言，非圣主明君所为。”
他顿了一顿，看到帘后的身影微微动了一下，李义府则投来审视的目光。李瑾不慌不忙，接着说道：“故臣提议，可在查禁焚烧之余，由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牵头，召集博学鸿儒，对收缴之谶纬书籍，进行甄别。凡确属妄言祸福、诽谤朝政、惑乱民心者，一律销毁，绝不留情。其内偶涉天文、地理、医药、农时等有用之记载，或可辑录保存，去其荒诞，留其知识。如此，既绝妖言之根，亦存百家之学，彰显朝廷并非一味禁绝学问，而是去芜存菁，导人向正。此乃‘禁其邪说，存其知识’之意。”
这个提议，让不少担心文化受损的官员暗暗点头。连许圉师也看了李瑾一眼，目光中多了几分认可。
李瑾又道：“再者，禁绝妖言，堵不如疏。近日《大唐报》刊行，百姓颇喜闻乐见。可借此报，多刊载些破除迷信、讲解天地自然之理、劝人务实向善之文章。使百姓知晓，吉凶在人，不在谶纬；富贵在勤，不在天命。晓之以理，导之以正，方是正本清源之道。”
他这番话，既支持了查禁谶纬的大方向，顺应了武则天肃清异己思想的需求，又提出了相对“温和”且有建设性的补充意见：甄别保存有用知识，以及利用《大唐报》进行正面引导。既显示了与中央保持一致的态度，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打击面无限扩大，并为《大唐报》争取了更重要的舆论教化功能。
帘后沉默了片刻，武则天的声音再次响起，听不出什么情绪：“梁国公思虑周详，老成谋国。‘禁其邪说，存其知识’，此言甚善。便依梁国公所奏，于查禁之外，着秘书省等遴选醇儒，对收缴书籍予以甄别，有用者录存，妖妄者焚毁。至于以《大唐报》导人向正，更是良策，梁国公可着报局用心办理。”
“臣遵旨。” 李瑾躬身领命。他知道，自己的建议被采纳，并非天后改变了主意，而是自己的提议在“禁”的大前提下，提供了更稳妥、更少后患的执行方案，并且将《大唐报》的作用提升到了“正本清源”的高度，这符合天后的根本利益。
一场席卷全国的禁书风暴，就此以更明确、更严厉的形式拉开序幕。诏书很快颁行天下，措辞严厉，限令一月之内，所有私藏谶纬、图谶、符命、预言歌谣等“妖书”者，必须自行赴官焚毁，否则严惩不贷。鼓励告发，告发者赏，隐匿者同罪。地方官府闻风而动，一时间，各地州府县衙前，焚烧“禁书”的火焰此起彼伏，浓烟滚滚。有人为了避祸，将家中稍涉怪力乱神的书籍，甚至一些正经的阴阳五行、占卜星相典籍，也一并拿出焚毁。士林之中，更是人人自危，相互告诫，莫谈谶纬，莫藏异书。
李义府、崔谧等人主持的查办，则更加雷厉风行。借着这道诏令，他们罗织罪名，打击异己。一些与关陇世家过从甚密、或曾对“圣母临人”流露出不满的官员、文人，被以“私藏妖书”、“传播谤言”的罪名下狱。抄家、审讯、流放……恐怖的气氛在官场和部分士人圈中弥漫。虽然李瑾“甄别存录”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滥杀，但政治清洗的味道，已然浓得化不开。
而与此同时，《大唐报》按照李瑾的指示，连续刊发系列文章。有考证谶纬起源、指出其多系后人附会伪造的考据文；有列举历代因迷信谶纬而身死国灭教训的史论；有讲解农时节气、天文历法等自然知识的科普短文；更有大量宣扬“人定胜天”、“勤俭致富”、“忠君爱国”的劝世良言。虽然其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对“天命所归”、“圣母临人”的颂扬，但整体上，确实在尝试用一种相对“理性”（以当时的标准）和务实的态度，去引导舆论，抵消谶纬迷信的影响。
两京的茶楼酒肆里，关于“禁书令”的窃窃私语，与诵读《大唐报》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一方面，是对朝廷铁腕手段的恐惧和私下非议；另一方面，是官方通过报纸传递的“正确”信息和价值观的持续灌输。恐惧压制了公开的异见，而持续的正面宣传，则试图在人们心中构建起新的认知框架。
深夜，梁国公府书房。李瑾放下手中最新一期的《大唐报》清样，上面有一篇他授意撰写的文章，谈的是“谣言止于智者，实干兴邦，空谈误国”。他揉了揉眉心，看向窗外沉沉的夜色。
禁谶纬，是武则天巩固权力、清除思想异己的必然之举。他支持，是因为那些攻击性的谶语和流言，同样也威胁着他的地位和安全。但他更清楚，这种以政治权力强行统一思想、扼杀一切“异端”苗头的手段，短期内或许有效，长期来看，却会扼杀思想的活力，造就万马齐喑的局面，甚至催生更极端的反抗。他提出“甄别存录”和利用报纸引导，是在这铁幕之下，试图保留一丝理性的缝隙，播下一点务实的种子。
“以言罪人，古已有之。然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截愈严，其溃愈烈。” 他对侍立一旁的谋士沈谦低声道，“今日禁谶纬，明日又当禁何书？禁何言？长此以往，非国家之福。”
沈谦低声道：“国公所虑极是。然则天后之意已决，借‘洛水瑞石’之天意，行肃清异己之实。眼下之势，顺之者昌。国公能于其中，略作匡正，保存些许有用之学，已属不易。”
李瑾默然。他知道沈谦说得对。在武则天借助“天命”光环，权力和威望如日中天之际，任何直接的反对都是不明智的。他只能在这洪流之中，尽量做一些修补和引导的工作。
“《大唐报》那边，关于破除迷信、倡导实学的文章，可以再多一些。多请些真正懂农事、懂水利、懂工匠技艺的人来写，哪怕文笔差些也无妨，重在实在。那些空谈性理、一味颂圣的酸文，适当减少。” 李瑾吩咐道，“另外，上次说的，遴选国子监、弘文馆中聪颖寒门子弟，开设实学旁听之事，章程拟得如何了？”
“回国公，已初步拟就。只是……” 沈谦有些犹豫，“此事恐需陛下或天后明旨，且涉及学制改动，阻力不小。尤其是一些大儒，认为此乃舍本逐末，不重圣人之学，反去学那些奇技淫巧……”
“阻力会有，慢慢来。” 李瑾目光坚定，“谶纬要禁，但人心中的迷茫和求知欲，是禁不住的。不给他们一个正向的出口，他们就会被别的东西吸引。禁书令是堵，我们的实学，包括这报纸上的务实文章，就是疏。堵疏结合，方是长久之计。”
他再次看向窗外。洛阳的夜空，被各处焚烧“禁书”的火光，映得微微发红。那火光，既是毁灭，也在昭示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而他所能做的，就是在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多地保存下思想的火种，并试图引导它们，照亮另一条或许更为艰难，但也许能通往更坚实未来的道路。
禁谶纬的火焰在各地燃烧，《大唐报》的墨香也在继续飘散。一场思想领域的“破”与“立”正在同步进行。破的是旧有的、可能威胁现有秩序的“异端”思想；立的，是官方钦定的、以“圣母临人”为核心、辅以“务实”、“忠君”等元素的新意识形态。李瑾身处其间，既是参与者，也是某种程度的修正者。他知道，这条路不会平坦，但他必须走下去。（记住本站网址，Ｗｗｗ．WX52．info，方便下次阅读，或且百度输入“ xs52 ”，就能进入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