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凤五年，冬。
当长安城中的权力角逐因太子咳血的流言而暗流汹涌，当相王府里的李瑾正为打破河南道僵局而暗中布局时，一场更为深重、更为致命，且早已潜伏多年的危机，终于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以一种无可辩驳的残酷方式，彻底暴露在帝国决策者的面前——府兵制，这个曾经支撑起大唐赫赫武功的军事基石，已然名存实亡，中央兵源，濒临枯竭。
事情源于一次例行却又紧急的兵员征发。
吐蕃袭扰陇右，边关告急。兵部行文，急令关中、河东诸道折冲府，速发府兵两万，限四十日内至陇州集结，赴边戍守。这本是府兵制的常规操作，按籍征发，轮番戍边。然而，这道在太宗、高宗朝前期本应顺畅执行的命令，此次却如同泥牛入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或者说，是彻底的失灵。
首先是在关中，帝国腹心之地。按理说，此地折冲府最为密集，府兵素质也相对较高。可当各县、乡的官吏拿着兵部文书，按着几十年前甚至百年前编制的“军籍”去点兵时，却发现处处碰壁，景象凄凉。
长安以北，醴泉县。折冲都尉带着手下，对照着早已泛黄破损的名册，来到一个标注应有府兵五十人的“团”。然而，眼前只有十几户破败的茅屋，荒草丛生。
“赵大郎？三年前就病死了。”
“钱二郎？五年前逃役，不知去向，家里就剩个瞎眼的老娘，去年也饿死了。”
“孙三郎？倒是还在，可去年摔断了腿，如今走路都瘸，如何上阵？”
“李四郎？被本县王大户雇去当护院了，人家是‘勋官’，有门路，早除了军籍……”
“周家兄弟？他们家地早被兼并了，活不下去，听说去年就全家逃荒到山南东道去了，不知死活……”
名册上一个个名字，对应着的却是死亡、逃亡、残废、隐匿、流散……最终能拉出来，勉强算是“兵”的，只有七个面黄肌瘦、衣不蔽体的汉子，其中两个已年过五旬，还有一个似乎智力有些问题。至于应有的铠甲、兵器、驮马、粮秣？更是无从谈起。按制应由府兵自备的器械，早已在多年的贫困和频繁的征发中变卖殆尽。
折冲都尉面色铁青，却无可奈何。这并非个例。他跑了附近几个“团”、“队”，情况大同小异。曾经“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府兵，如今“兵”已不存，“农”亦凋敝。均田制瓦解，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府兵（及其家庭）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或沦为佃户，或逃亡他乡。沉重的兵役（包括番上宿卫和征防戍边）和自备资装，更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富户可以通过纳资代役、贿赂官吏、挂靠权势等方式逃避兵役，而真正的重担，全数落在了那些本就贫困不堪的底层农户身上。恶性循环之下，府兵逃亡日众，在籍者多为老弱贫病，战斗力几近于无。
河东道的情况更为触目惊心。一份来自河东节度使的紧急奏报，被以六百里加急送至长安，直接呈送到了政事堂和紫微宫。
奏报中，河东节度使痛陈：“……奉命征发辖内府兵五千赴陇右。然各折冲府名实难副，在籍者十不存三，存者亦多羸弱不堪驱使，器甲残缺，马匹全无。更兼去岁北地遭灾，今岁粮荒，民多菜色，强征之，恐生变乱。臣遣员四出招募，应者寥寥，偶有骁勇，索要安家、资装钱动辄数十千，地方府库空虚，无力支应。截止行文，仅得兵千余，老弱参半，恐误戎机……”
这封奏报，如同一记重锤，敲在了本就因朝堂僵局而焦头烂额的朝廷中枢头上。它用最冰冷的数字和最直白的语言宣告：帝国曾经高效、低成本的征兵体系，已经彻底崩溃了。朝廷不仅无法像过去那样，迅速从民间征发一支规模可观、装备自给、有一定战斗力的军队，甚至连维持边镇基本戍守的轮换兵员，都成了难以完成的任务。
兵部尚书崔知温捧着这份奏报，手都在发抖。他不是不知道府兵制早已弊病丛生，但恶化到如此地步，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无兵可交……无兵可交啊！” 他在政事堂的会议上，几乎是哀叹着说出这句话，“关中、河东尚且如此，河北、河南、江淮等地，恐怕……恐怕更是……”
刘祎之、韦思谦等革新派官员面面相觑，脸上都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们一直在为财政、吏治、新政争吵不休，却未曾想，帝国的武力根基，已然朽坏至此。没有一支可靠、听命于中央的军队，任何改革，任何政策，都如同沙滩上的城堡，不堪一击。
保守派的官员也陷入了沉默。他们可以抨击新政“扰民”，可以鼓吹“仁政”，但当外敌铁蹄可能踏破国门时，所有的空谈都显得苍白无力。他们中有人暗自心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远超朝堂上的意气之争。
消息传到紫微宫，武则天震怒，却也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她深知军队的重要性，那是她掌控权力、威慑内外的根本保障之一。府兵制的崩溃，意味着中央对武力的控制力在急剧衰减。她立刻下诏，严令兵部、各道节度使、都督府，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凑齐兵员，如期开赴陇右。同时，紧急从禁军中抽调部分兵力，充实前线。但这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禁军数量有限，且肩负宿卫京师重责，不可轻动。
然而，更深的危机还在后面。朝廷的严令层层下压，到了州县，便化为了官吏的酷烈追逼。既然正规的府兵征发已然无效，为了完成指标，地方官开始采用更极端的手段：强行抓丁。
一时间，关中、河东等地，鸡飞狗跳，怨声载道。官吏衙役如狼似虎，闯入民家，见丁就抓，不同老幼，不论是否在军籍。许多本已贫困不堪的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壮劳力，瞬间陷入绝境。而抓来的“兵”，多是未经任何训练、心怀怨愤的农民，用绳索捆成一串，像驱赶牲畜一样送往集结地。这样的军队，士气、战斗力可想而知，行军途中逃亡者不绝，未到前线，已然溃散小半。
与此同时，边镇节度使们，面对朝廷催逼和边防空虚的现实，也各自打起了算盘。既然朝廷无法提供足够的、可靠的兵员，为了守住防区，他们只能“自谋出路”。于是，自行募兵，开始从一种临时、局部的权宜之计，逐渐变得普遍和半公开化。节度使们利用手中的财权（或挪用军费，或截留地方赋税，甚至与豪商勾结），开始招募破产农民、流民、乃至胡人勇健，给予钱粮，充作军士。这些兵，被称为“长征健儿”或“官健”，不同于府兵，他们是职业兵，完全脱离生产，依靠军饷为生。他们的效忠对象，首先是给他们发饷的节度使，而非远在长安的朝廷。
中央兵源的枯竭，迫使朝廷不得不更加依赖这些边镇节度使，默许甚至变相鼓励他们自行募兵。而这，无异于饮鸩止渴，进一步强化了节度使的军权、财权和人事权，为日后藩镇割据埋下了最深的祸根。
相王府中，李瑾也很快得知了“府兵无兵可交”的噩耗。杜先生向他禀报时，脸色是从未有过的凝重。
“王爷，兵部那边已经乱成一团。崔尚书急得欲哭无泪，各道奏报雪片般飞来，不是诉苦就是告急。天后震怒，已连下数道严旨，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杜先生叹道，“更麻烦的是，陇右、朔方、河东几位节帅，已有密奏或私下传言，请求扩大就地募兵之权，并要求朝廷拨付专项‘募兵粮饷’。此例一开，后患无穷！”
李瑾站在窗前，望着庭院中光秃秃的树枝，沉默良久。府兵制的崩溃，他早有预见，也曾试图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一些修补和改革尝试，比如提高军士待遇，尝试小范围的募兵试点等。但在顽固的旧体制和朝廷有限的财力下，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如今，积弊总爆发，来得如此猛烈，如此彻底。
“这是必然的结果。” 李瑾的声音有些沙哑，“均田制坏，府兵制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朝廷这些年，内耗不止，财政拮据，既不能抑制兼并，让农户有田可种，安居乐业；又无力负担一支庞大的常备军。两头落空，焉能不败？”
他转过身，目光锐利：“如今局势，已非小修小补可以挽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会让节度使权力更大，中央更弱。必须从根本上，重建帝国的军事制度！”
杜先生忧心道：“王爷，此议关系重大，牵动更广。如今朝堂之上，为河南道清丈、新税法等事已然争吵不休，若再提涉及根本的兵制改革，恐怕……”
“恐怕反对之声会更烈？” 李瑾接口道，脸上露出一丝决然，“不错，这比清理田亩、整顿财政，触及的利益更深，阻力会更大。那些靠着旧制荫庇的军功世家、在现有体系中牟利的将领、乃至担心募兵耗费国帑的朝臣，都会群起而攻之。但是，杜先生，你看看现在的情形！朝廷已无兵可用！边防空虚，内无以镇抚，外无以御侮！若再不改弦更张，待到吐蕃、突厥大举入寇，或内地有变，烽烟四起之时，朝廷靠什么去平定？靠那些各自为政、甚至可能尾大不掉的节度使吗？那才是真正的取祸之道！”
他走到书案前，摊开一张白纸，提笔疾书：“府兵制已死，募兵制乃大势所趋。然则，如何募兵？如何养兵？如何控兵？此三者，关乎国本，必须由朝廷牢牢掌握！绝不能再走节度使自行募兵、坐大的老路！”
他写下几个关键词：“中央直辖新军”、“职业化”、“充足粮饷”、“严格训练”、“兵将分离”、“定期轮戍”……这些都是他结合后世知识和当下实际，反复思量过的军事改革方向。但以前，总觉得时机未到，阻力太大。如今，血淋淋的现实摆在面前，时机或许依然不成熟，但已由不得再拖延了。
“河南道之事，必须尽快了结，拿出一个像样的结果。” 李瑾搁下笔，眼中闪烁着决断的光芒，“唯有先打破朝堂僵局，树立新政威信，我才有资本，向天后，向朝廷，提出这兵制改革之议！这是比清理田亩、整顿财政更加艰难、却也更加紧要的生死之战！”
他意识到，府兵制的崩溃，固然是巨大的危机，但也是一个契机，一个倒逼朝廷进行根本性军事改革的契机。只是，在朝堂仍在为继承人和施政路线扯皮不休的当下，要推动如此深彻的变革，谈何容易？
就在这时，书房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名心腹家将低声禀报：“王爷，宋璟御史密信，他已联络多位御史、给事中，准备就河南道数名官员勾结豪强、贪渎枉法、阻挠新政之事联名上奏，弹章不日即达御前！郭虔将军那边也传来消息，已准备就绪，只待王爷令下！”
李瑾精神一振，河南道的“手术”，终于要开始了。这或许，是打破当前朝局僵局，也是为他后续推动更艰难改革，争取空间和主动权的关键一步。而与此同时，帝国军事根基朽坏的警钟，已然敲响，声音凄厉，震动朝野。（记住本站网址，Ｗｗｗ．WX52．info，方便下次阅读，或且百度输入“ xs52 ”，就能进入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