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日，巴黎，波旁宫。
冬日的阴霾笼罩着塞纳河，但内阁会议室里的气氛比窗外的天空更加阴沉。
戴大总统双手撑在桌面上，眼中的血丝：“先生们。”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只有一个问题。”
“高卢，要不要收回她的东方明珠？”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戴大总统的声音提高，“战争刚结束，国家百废待兴，军队疲惫，财政枯竭……”
“这些我都知道！”
“但我更知道的是，就在今天早上，伦敦的《泰晤士报》用整整一个版面，嘲笑高卢的殖民帝国崩解！”
“华盛顿的议员们在国会山，公然讨论后殖民时代的亚洲新秩序。”
“而在西贡，”
他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
“一个东方军阀的儿子，住在我们总督的府邸里，用我们的银器用餐，用我们的红酒庆祝。”
“他甚至在广播里宣称，要将安南打造成亚洲自由之光！”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只有壁炉里木柴燃烧的噼啪声。
“耻辱！”
戴大总统的声音已经歇斯底里了。
“这是自色当战役以来，高卢承受的最大耻辱！”
“如果我们连一个小小的安南都守不住，那些还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观望的叛乱者会怎么想？”
“他们会说：瞧，高卢雄鸡连羽毛都被拔光了！”
“总统先生。”
勒克莱尔缓缓开了口。
“印度支那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他远东地图前：“龙怀安控制的不仅是安南，他在一个月内整合了至少十五万军队——其中三分之一是在当地打游击的老兵，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剩下当地的安南辅助部队。”
“除此之外，还有至少20万从滇南带来的军队，这些都是和小鬼子打过仗的老兵，不是普通的反抗力量可以比的。”
他用指挥棒点着地图：“更重要的是，他获得了美国人的支持。”
“根据情报，第一批美援物资已经在西贡港卸货，包括卡车、工程机械、医疗设备，甚至可能有轻武器。”
“美国人的支持？”外交部长皮杜尔冷笑，“杜大统领那个伪君子！他在联合国大谈反殖民，背地里却资助另一个殖民者。只是这个殖民者换了张黄皮肤的脸！”
“政治问题稍后讨论。”戴大总统打断他，“勒克莱尔将军，请继续。如果我们决定行动，需要什么？多久能夺回印度支那？”
勒克莱尔沉默了几秒钟。
“总统先生，如果全力投入，我们需要动员以下力量。”
“第一，陆军方面：至少六个整编师，包括两个装甲师。兵力来源可以从三处抽调：北非殖民地部队两个师，德国占领区的四个师中调回两个，再从本土预备役补充两个。”
财政部长佩歇倒吸一口凉气：“六个师？那是十二万人！加上后勤和辅助部队，至少二十万人要跨过半个地球！”
“请让我说完。”
勒克莱尔冷冷地瞥了佩歇一眼。
“第二，海军：需要至少两艘战列舰或重巡洋舰提供炮火支援，四到六艘驱逐舰护航，二十艘以上运输舰。”
“第三，空军：三个战斗机大队，两个轰炸机大队，运输机群不少于一百架。”
他放下指挥棒。
“至于时间，从决策到第一批部队抵达西贡，至少需要三个月。完整的远征军集结完毕，需要六个月。而夺回整个印度支那……”
他又沉默了。
“说。”
戴大总统的做好了迎接最坏结果的打算。
“乐观估计，一年。”
勒克莱尔说道：“悲观的话，可能陷入持久战。”
“龙怀安不是普通的军阀，他的部队有完整的参谋体系，有缴获的日军装备，现在又有了美援。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他会得到当地人的支持。”
说话的是殖民地事务部长贾科比，一个在印度支那工作过十五年的老官僚。
“我们统治安南近百年，从来没有真正获得民心。”
“龙怀安打着驱逐殖民者的旗号，又推行土改分田，现在北方的农民几乎把他当救世主。”
戴大总统猛地转头盯着他：“你的意思是，法兰西百年的文明教化，比不上一个军阀的几句口号？”
贾科比脸色发白，但还是硬着头皮说：“总统先生，我在安南待过。那里的人不在乎文明，不在乎自由平等博爱，他们在乎的是土地、粮食、不被随意鞭打。”
“龙怀安给了他们这些，而我们，我们给了他们橡胶园的苦役，和债务。”
会议室里再次陷入寂静。
“现在来看财政问题。”财政部长佩歇站起来，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文件，“根据参谋部提供的方案，远征军第一阶段动员就需要——”
他戴上眼镜，确认了一遍，才说道。
“两亿三千万美元。”
“这仅仅是船只租赁、装备运输、部队调动的费用。”
“如果战争持续一年，总开支预计在八亿到十亿美元之间。”
有人倒吸凉气。
“法国现在的财政状况，诸位都清楚。”佩歇的声音有些发抖，“战争刚结束，国库空虚，去年GDP不到战前的三分之一。我们还在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
“是的，美国人一边援助我们重建，一边资助龙怀安夺取我们的殖民地，这很讽刺，但这是现实。”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抽调德国占领区的部队，那里的兵力就太少了，当地治安会不会因此而糜烂，最终导致我们无法有效的管控占领区？”
“这些问题我来处理。”戴大总统打断他，“我只问你，钱从哪里来？”
佩歇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三个选择：”
“第一，大幅增加税收，但这会引发民众抗议。”
“第二，削减国内重建预算，但巴黎、勒阿弗尔、圣洛这些被炸毁的城市还在等待重建资金。”
“第三，”他顿了顿，“再次向美国贷款。”
“向那个背信弃义的国家贷款？”国防部长米舍莱拍案而起，“然后让他们用我们的钱，来资助我们丢掉的殖民地？”
“或者，”佩歇的声音更低了，“我们可以考虑与龙怀安谈判。他释放莱昂总督时传递过信号，愿意有偿转让某些权益……”
“绝无可能！”戴大总统的拳头砸在桌上，“高卢的领土，一寸都不能交易！”
“今天卖了安南，明天就会有人要买阿尔及利亚，后天就是突尼斯！”
“殖民帝国一旦出现裂痕，就会像破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
他的目光扫过全场：“先生们，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军事行动。”
“这是一场关乎高卢未来百年国运的战争。”
“赢了，我们向全世界证明，高卢仍然是世界大国，殖民体系仍然稳固。输了……”
他没有说下去，但所有人都听懂了潜台词。
输了，高卢将永远跌出强国序列，成为高卢斯坦，沦为二流国家。
会议在压抑的气氛中暂时休会。
戴大总统单独将勒克莱尔叫到隔壁的小会议室。
关上门，这位一向以钢铁意志著称的将军，脸上终于露出了疲惫。
“菲利普，这里没有别人。”戴大总统递给他一杯白兰地，“告诉我真实情况。如果真的开战，我们有几分胜算？”
勒克莱尔接过酒杯，没有喝。
“总统先生，您想听参谋长的回答，还是菲利普·勒克莱尔的回答？”
“都要。”
勒克莱尔仰头将酒一饮而尽。
“作为参谋长：我们有技术优势，有更完整的海空军，有更现代化的指挥体系。如果正面决战，龙怀安的部队不是对手。”
他放下酒杯。
“但是，战争不是棋盘游戏。印度支那的地形是丛林、山地、水网，我们的装甲部队难以展开，空中优势也会被茂密的植被抵消。”
“而龙怀安的部队擅长游击战，他们和日本人打了多年，最懂怎么在丛林里作战。”
“继续。”
“更重要的是后勤。”
勒克莱尔走到小会议室里的远东地图前。
“从法国到西贡，海运距离一万六千公里。我们的补给线像一根细线，而龙怀安的补给线就在家门口。”
“他耗得起，我们耗不起。一旦战争超过六个月，国内的反战情绪就会高涨。”
“民众会问，为什么我们不去重建家园，反而要去万里之外打仗？”
戴大总统沉默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
“还有国际压力。”勒克莱尔继续说，“美国虽然公开说中立，但杜大统领明显偏向龙怀安。”
“英国人，艾德礼那个伪君子，嘴上说支持我们，实际上巴不得我们的殖民帝国崩溃。”
“至于红色毛熊……”
“铁人做梦都想看资本主义国家内斗。”
“所以，菲利普·勒克莱尔的回答是？”
将军转过身，直视戴高乐的眼睛：“如果一定要打，必须速战速决。三个月内拿下西贡，六个月控制全境。一旦陷入僵持，我们就输了。”
“不是输在战场上，是输在政治和财政上。”
“你能做到吗？三个月拿下西贡？”
勒克莱尔沉默了更长时间。
窗外的巴黎飘起了今冬第一场雪，雪花无声地落在窗玻璃上，又迅速融化。
“我需要五个师，而不是六个。但必须是完整的、满员的、士气高昂的五个师。”
他缓缓说：“我需要绝对的指挥权，不受巴黎的政治干扰。我需要，不惜一切代价的决心。”
“而您需要做好心理准备，总统先生。即使我们赢了，夺回的也是一个满目疮痍、仇恨深种的殖民地。”
“我们要么投入更多资源重建统治，要么，准备二十年不间断的镇压。”
会议在晚上八点复会。
经过又三个小时的激烈争论，投票在午夜前举行。
十二名内阁部长中，五人赞成远征，四人反对，三人弃权。
戴大总统看着计票结果，面无表情。
“按照宪法，重大军事行动需要内阁多数同意。”
殖民地事务部长贾科比小声提醒。
“我知道。”戴大总统站起身，环视会议桌，“但我也知道，有些决定，不能完全交给民主程序。”
他走到窗前，望着夜色中的巴黎。
远处，埃菲尔铁塔的灯火在雪幕中朦胧闪烁。
这座他深爱的城市，这座刚刚从纳粹铁蹄下解放的城市，现在又要送她的儿子去万里之外打仗。
“先生们。”戴大总统没有转身，“一百年前，我们的祖先用炮舰打开了安南的大门。五十年前，我们建立了印度支那联邦。那里有我们的教堂、学校、医院，有我们修建的铁路、港口、种植园。最重要的是——”
“那里有高卢的荣誉。”
他走回会议桌首端，双手撑在桌面上。
“我决定，组建印度支那远征军。勒克莱尔将军担任总指挥。”
“总统！”财政部长佩歇站起来，“这不符合程序……”
“程序可以补。”戴大总统冷冷地说，“明天我会请求国民议会授权。但准备工作，从今晚就开始。”
他看着勒克莱尔：“菲利普，你需要多久完成计划细节？”
“七十二小时，主席先生。”
“好。七十二小时后，我要看到完整的作战方案。”
“一个月内，第一批部队必须登船。”
戴大总统的目光扫过那些反对的面孔。
“如果有人不愿意在这份历史责任书上签字，现在可以提出辞职。我保证，你们的辞职信会得到最快批准。”
没有人动。
“那么，散会。”
部长和将军们陆续离开，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复杂的表情。
当会议室只剩下戴大总统和勒克莱尔时，老将军轻声问：
“您真的认为，国民议会会通过吗？”
戴大总统走到壁炉前，凝视着跳跃的火焰。
“菲利普，你记得一九四〇年六月吗？我在伦敦发表广播讲话时，整个高卢只有不到一千人愿意跟随自由高卢。但四年后，我们回到了巴黎。”
他伸出手，仿佛要抓住火焰中的幻影：
“有些事，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去做，而是因为必须去做，才会在绝境中生出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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