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
雨从二号开始下，断断续续下了二十多天。不是噼里啪啦的暴雨，是绵的、闷的、黏在身上不肯走的梅雨。
陶爱民每天早上去报刊室。雨天报刊室人比平时多，有些人不来看报，是来躲雨的。张老师不赶人，谁来都行，只要不弄湿报纸。
六月中旬开始，报纸头版换了一个主题。
水灾。
先是安徽。寿县、霍邱、六安，淮河干支流全线超警戒水位。然后是江苏。太湖、里下河地区，内涝严重。再到河南南部、湖北东北部，一片一片地淹。
报纸上的数字在涨。
六月十五日，受灾人口三千万。
六月二十日，四千万。
六月二十八日，超过五千万。
陶爱民把这些数字抄进硬皮本的时候，手很稳。
但心里不稳。
不是因为五千万这个数字。是因为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灾后重建需要钱。大量的钱。修堤坝、修路、修房子、恢复生产。这些钱从哪来？财政拨款是一部分，不够。不够就得发债。
财政部会发新债。新债一发，为了吸引购买，利率还得提。旧债的利率优势会变得更明显，转让市场的价格会继续涨。
他手里有国债。六月底在临江证券柜台买的，两万九千多块，买入报价一百零四左右。现在涨到一百零六了。
但他没卖。不急。水灾的行情还没走完。
学校在这之前组织了一次募捐。
六月二十号下午，各班在教室集合。辅导员方老师站在讲台上，拿着一个手提式扩音喇叭——教学楼那套扩音设备坏了，借的体育队的。
“同学们，华东地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安徽、江苏的灾情特别严重。学校号召全体师生伸出援手。多少不限，一分钱也是心意。“
方老师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第一个塞进讲台旁边的募捐箱。箱子是纸糊的，上面贴着红纸，写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学生一个一个上去捐。五毛、一块、两块、三块。也有人捐五块的，那是家里条件好的。一年级学生一个月伙食费十五到二十块，捐五块已经咬牙了。
轮到陶爱民。
他站起来，从书包里拿出一个信封，走上前。信封没封口，他把信封塞进募捐箱的口子里，转身回座位。
没说话。没署名。
方老师站在旁边，看到了那个信封的厚度。白色的信封，里面装的是纸币，鼓起来一块。比三块五块的厚不少。
方老师没当场说。
散会后，学生陆续走了。陶爱民收拾书包，最后一个出教室。
“陶爱民，你等一下。“
方老师在讲台后面叫他。
陶爱民停下来。
方老师走过来，把教室门带上了。教室里只剩他们两个人。
“你刚才捐了多少？“
陶爱民看着方老师的眼睛。方老师四十出头，女，短发，说话干脆利落，管学生管得细但不招人烦。
“五十。“
方老师没说话，看着他。五十块。一个一年级学生，一个月助学金十九块五，勤工俭学八块，加起来不到二十八块。五十块是将近两个月的全部收入。
“我家里遭过水。“陶爱民说，“小时候的事。“
这句话不是真的。他家里没遭过水。但方老师不需要知道这个。她需要的是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让这五十块钱的分量不那么扎眼。
方老师看了他几秒，点了点头。“行。你先回去吧。“
她没有再多问。
陶爱民出了教室，往宿舍走。走廊空荡荡的，脚步声在水泥地上闷闷地响。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他忽然站住了。
不是走神。是有什么东西涌上来了。
水的味道。
不是雨水的味道。是洪水。黄浊的、带着泥腥和腐烂植物气息的洪水。他的鼻腔深处忽然被这个味道填满了，像有人把一碗浑水灌进了鼻子里。
堤坝。
他看见了堤坝。不是学校的堤坝，是河堤。灯光在黑暗中晃动，手电筒的光柱扫过沙袋堆。有人在喊号子。号子声和河水拍堤的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首调子走形的歌。
他站在堤上。穿着雨衣，雨衣里面全是汗。脚下是松软的泥，每踩一步都往下陷。手里拿着手电筒，光柱照着水面上漂浮的东西——树枝、塑料布、不知道是什么的黑色物体。
水面上有一股味道。不是泥腥。是碱味。洪水退了以后的碱味。像石灰，又像烧过的灰。
他在那道堤上待了十一天。从到达的那天起，到撤离的那天止。中间没换过衣服，没睡过一个整觉。
“同学？同学？“
有人拍他的肩膀。
陶爱民回过神来。一个学生站在面前，矮个子，戴眼镜，不认识。
“你站这儿有一会儿了，没事吧？“
“没事。“他动了动肩膀，“在想事。“
矮个子学生“哦“了一声，绕过他下楼去了。
陶爱民站在楼梯口，手扶着栏杆。栏杆是铁的，凉。
手掌心里全是汗。
他深呼吸了三次。油墨味、雨腥味、走廊里来苏水的消毒水味——这些味道把他拉回来了。
他继续走。步子比刚才慢，但稳。
回到宿舍，他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周文远在对面床上算数据，笔尖在纸上刷刷响。
“老陶，你脸色不好。“周文远头也没抬。
“没事。淋了点雨。“
“伞呢？“
“忘带了。“
周文远“嗯“了一声，继续算。
陶爱民从枕头底下抽出硬皮本，翻到国债数据那一页。
上海和临江的国债柜台报价，一条一条排着。价格在涨，涨幅在收窄。
水灾一来，涨幅会重新拉开。
他把硬皮本合上，放回枕头底下。
接下来几天，他每天去报刊室追着看灾情报道。别人看灾情是看新闻，他看灾情是看行情。
他在硬皮本上做了一个简单的推演。
水灾直接损失——农田淹没、房屋倒塌、基础设施损毁——报纸上还没有汇总数字，但按受灾面积和人口推算，少说上百亿。上百亿的重建资金，财政拿不出来。发债是唯一的选择。发多少？怎么发？利率定多少？这些他不知道，但方向是确定的：利率会往上走。
他翻到前面抄的数据，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六月底买入，报价一百零四。现在报价一百零六。涨了两块钱。水灾的消息一出来，七月中旬的报价可能跳到一百零七以上。十二月新债正式发行前后，可能到一百一十。
到一百一十卖掉，两万九的本金，收益将近两千块。加上利息，总收益在两千以上。
他把笔搁在硬皮本上，闭上眼，想了一会儿。不是在想赚多少——是在想最坏的情况。万一政策变了？万一国债流通市场关了？
不会。这个方向不会变。国债流通市场刚放开，关不了。利率已经提上来了，不会降回去。趋势在那儿摆着。
七月上旬，淮河第三次洪峰过了。报纸上登了航拍照片，整个寿县以南一片汪洋。他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报纸的边缘。
铅字的油墨蹭到指肚上，黑的一道。
他想起堤坝上那个碱味。水退了以后，地上会结一层白碱。踩上去嘎吱嘎吱响。
“小陶，你最近看的报比谁都勤。“张老师一边整理架子一边说。
“家里有亲戚在安徽。担心。“
张老师叹了口气。“今年这水，百年不遇。“
百年不遇。陶爱民没接话。他知道这不是百年不遇。一九五四年，一九九一年，一九九八年。每隔几十年就来一次。来一次，国债就涨一轮。
但这一次他赶上了。不只是赶上了——他提前布了局。
七月中旬，报纸上的灾情报道开始减少。重建的消息多起来了。“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这些词出现在标题里，频率一天比一天高。
陶爱民知道，财政部的新债快来了。
果然。
七月二十号那天的《经济日报》，右下角一条不起眼的消息：
“据悉，财政部拟于下半年发行一九九一年国库券，利率较此前有所上调，具体方案正在制定中。“
陶爱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五秒钟。
他把这条消息抄进硬皮本。抄完之后，在旁边加了一个括号，里面写了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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