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春之后，梧桐树抽了新芽。
阿黄趴在门槛上，看着巷口那棵老梧桐一天一个样。先是光秃秃的枝丫上冒出芝麻粒大的芽苞，灰褐色的，跟树皮一个颜色，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然后一场春雨过后，芽苞裂开了，从里面钻出嫩绿的叶尖，带着一层细细的绒毛，在太阳底下泛着银白色的光。再然后叶子一天比一天大，从指甲盖变成铜钱，从铜钱变成小孩手掌，最后长成了一把一把绿油油的扇子，把整条巷子都罩进了阴凉里。
春天是阿黄最喜欢的季节。不是因为暖和——它不怕冷，冬天趴在门槛上照样睡得打呼噜。是因为春天没有落叶。秋天的梧桐叶落得又多又快，它每天要来回跑几十趟，把叶子一片一片叼回藤椅底下。有时候一夜大风，第二天门口铺了厚厚一层，它得从天亮叼到天黑，累得舌头耷拉出来老长，趴在地上直喘。张婶看见了心疼，拿扫帚帮它扫，它不干，咬着扫帚把往外拽。张婶没办法，把扫帚往地上一杵，说行行行，你自个儿捡，累死你。后来张婶跟街坊们说起这事，一边说一边摇头：没见过这么死心眼的狗，扫个地都不让，非得自己来。
阿黄不是不让张婶帮忙。它只是怕——怕扫帚会把老李的痕迹一起扫走。那些落叶不是垃圾，是它每天能替老李做的一件事。老李在的时候，秋天扫落叶是他的活。他每天早上拎着那把秃了头的扫帚，从门口扫到巷口，一边扫一边咳嗽，一边咳嗽一边骂梧桐树，说这棵树比他还能掉头发。阿黄跟在他脚后面，他扫一堆，阿黄就在上面打滚，把堆好的叶子重新弄散。老李气得用扫帚把敲它的屁股，它翻了个滚爬起来，尾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又去拱下一堆。那时候老李的咳嗽还轻，只是嗓子眼里偶尔发出的几声干咳，像是收音机调台时的杂音，谁听了都不会当回事。后来咳嗽越来越重，扫到一半就得停下来，扶着扫帚弯着腰喘半天。阿黄不再在叶子上打滚了，安安静静地跟在他脚边，他喘完了，低头看它一眼，说没事，走。它就摇摇尾巴往前跑，跑几步回头看看他跟上没有。
这些事阿黄都记得。它不懂什么叫回忆，在它的世界里，过去和现在之间没有分界线，老李不在了跟老李还在是连在一起的，中间没有断开过。它还是一只守在老李脚边的狗，只不过老李从坐在藤椅上换成了不坐在藤椅上。这两件事在它的认知里可以并存，不需要解释——它会对着空藤椅摇尾巴，会把叼回来的落叶仔细铺平在老李的脚掌踩过的那块地砖凹陷处，会在每一个太阳落山的时刻准时走到门口，竖起耳朵倾听巷口那个方向有没有老李回来的脚步。这些事在别人看来是等待，在它看来就是日常。狗的日子是从容的，不需要计算，没有倒计时。它不知道这一生的尽头在哪里，也不知道这条巷子走到头之后还会看到什么风景，只是用一种比人类更绵长的耐心，把那座空房子和那只搪瓷碗，连同窗台上那盆渴死了的君子兰，一起妥帖地收在它日复一日的等候里。
清明前后，下了一场透雨。
雨从半夜开始下，打在瓦片上噼里啪啦，打在梧桐叶上啪嗒啪嗒，打在窗玻璃上哒哒哒哒——每一片叶子都是不一样的鼓面，每一阵风都是不一样的鼓点，整条巷子被雨声灌满，像是有人在屋顶上弹了一夜的琴。阿黄蜷在藤椅下面，把鼻子埋在尾巴里，听着雨声发愣。它不怕打雷，闪电把屋子照得煞白的那几秒钟，它的耳朵只是动了一下，又继续睡了。老李说过，阿黄是见过世面的狗。那年夏天暴雨，老李带它去河边看涨水，河水漫过了堤岸把河边的菜地全淹了。阿黄站在堤上冲着水叫，被老李一把拽住后颈皮拎回来，骂它逞能。回家的路上老李一脚踩进泥坑里把鞋底粘掉了，光着一只脚往回走，阿黄跟在他后面替他叼着鞋。雨下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巷子里家家户户都关了门窗在屋里躲雨，整条巷子只有这一老一狗蹚着水走路的啪嗒声。老李边走边笑，说这雨下得痛快，像他年轻时在东北见过的暴雨。那时候阿黄还不知道什么叫东北，但它记住了“痛快”这个语调——是老李高兴时说出来的那种调子，尾音微微上扬，像一把被阳光晒暖了的尘土轻轻扬起来。
张婶撑着伞来送饭时天已经大亮，雨还没停。她一进门就看见阿黄叼着一只棉拖鞋在门槛上来回走，把棉拖鞋放下来又叼起来、放下来又叼起来，急得团团转。
“怎么了这是？”
张婶低头一看，雨水从门槛缝隙渗进来，把堂屋靠门口那一块地砖打湿了一片，水正慢慢往藤椅方向蔓延。阿黄不是着急自己的窝——它的窝是藤椅下面那块干爽的空位——是担心雨水淹到藤椅底下那些老物件。
“你这狗。”张婶赶紧把饭放下，去厨房找了块抹布堵在门槛缝上，又拿拖把把湿了的地砖拖干。阿黄站在旁边看着她干活，嘴里还叼着棉拖鞋不肯放。等张婶把地拖干了水迹擦净了，它才把棉拖鞋放回藤椅下面，用鼻子把它推回原来的位置——老李平时下床踩的那个角度，后跟磨偏了的那只朝外，跟床沿成四十五度角。
“比你爹还倔。”张婶看着他，眼眶有点红。她蹲下来把饭倒进搪瓷碗里，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磨牙棒——是她昨天去超市特意买的，进口的，三十多块钱一根。阿黄低头闻了闻磨牙棒，又抬头看张婶，嘴巴在张婶的手背侧轻轻贴了一下。这个动作很快，快到几乎看不出来，但张婶感觉到了，它嘴巴上那撮又短又软的毛在她手背上蹭过去的触感，像一片被阳光晒热的梧桐叶。
张婶站起来的时候没让眼泪掉下来。她把剩饭倒进垃圾桶又把搪瓷碗洗干净放回原处，站在堂屋中间环顾了一下四周——家具还是老李在时的样子，八仙桌靠墙放着，桌上一个搪瓷茶缸一个烟斗一盒红塔山。床头柜上那本日历还是老李走的那一页，阿黄每天用鼻子拱着不让翻。藤椅上面搭着老李那件灰布外套，落了一层薄灰，阿黄不让洗。窗台上那盆君子兰已经彻底枯了，叶子耷拉下来变成褐色，阿黄有时候会去舔一舔花盆边缘那圈干透了的苔藓。她知道这间屋子已经不再是老李的屋子了，但阿黄把它守得跟老李还在时一模一样。每一个物件的位置，每一缕残留的气味，每一道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砖上投下的格子光斑——都是老李走之前的样子。
清明节前的那几天，阿黄似乎感知到了什么。窗外的天色灰蒙蒙的，不是要下雨的那种铅灰，是被云层和人们的情绪一起压低了的青灰。巷子里比平时安静，连野猫翻垃圾桶的声音都轻了些。偶尔能听到有人在门口烧纸，火苗舔着黄纸边缘发出微弱的噼啪声，纸灰被热气托起来飘到半空，又无声地落在青石板上。阿黄趴在门槛上，看着那些灰烬飘过来，飘到老李家门口。它没叫，也没躲，只是把鼻子伸出去，闻了闻那些灰烬的味道。不是香烟——香烟的味道是活的，是人在抽，烟头明明灭灭的，有人的体温。纸钱的味道不一样，是冷的。它把脑袋缩回来搁在前爪上，喉咙里发出一声很轻很轻的呜咽。
清明节那天，张婶发现了一个秘密。
她给老李烧完纸回来顺道拐进了老李家的院子，寻思着把昨天忘在这儿的雨伞拿回去。推开院门时她看见阿黄没趴在平时常待的门槛上，而是蹲在院子角落的李子树下。李子树是老李搬进来那年亲手种的，那时候树苗比筷子粗不了多少，如今树干已经长到了碗口粗，每年夏天能结几十斤李子，吃不完就送给街坊邻居。
张婶站在门口没出声，静静看着。阿黄蹲在树下，面前的地上放着三样东西——老李的棉拖鞋、搪瓷茶缸、还有一块已经干透了的卤牛肉。牛肉还是过年那天她给它切的，它没舍得吃，放在藤椅下面放到现在。阿黄把这三样东西摆在树根旁边，排成一排，摆得很整齐。然后它就那么蹲着，尾巴压在屁股下面，耳朵垂下来，看着树根上冒出来的一丛新发的嫩芽。春日的阳光穿过李子树稀疏的枝丫，在阿黄身上投下细碎的光斑，那些光斑随着微风轻轻晃动，像是有无数只看不见的手在抚摸它。它微微抬起下巴，让阳光照在额头上那块被老李抚摸过太多次而磨得光滑的皮毛上，眼睛半闭着，像是老李的手指还停留在那里。
张婶站在门口看了很久，没出声，悄悄地退了出去把院门带上。她靠在院门上用手背擦了一下眼角。老李走了一年多了，阿黄从来没去过他的坟——没人带它去，它自己找不到。但它知道今天是他的日子。狗是怎么知道的？没人能说清。也许它并不知道清明的含义，但它知道春天来了，李子树发芽了，老李还没有回来。它用自己的方式给他上了坟——一根磨牙棒、一个茶缸、一双拖鞋。它不是给死人上坟，它是在给它的全世界过清明节。
张婶那天在记事本上写了一句话。她没念过几年书，字写得歪歪扭扭，纸面上有些笔画被水渍洇开，但她还是写了下来：“阿黄什么都明白，只是不会说话。”
清明节后，天气一天比一天暖。
巷子里的槐树开了花，白花花的一串一串挂在枝头，风一吹过就簌簌地落下来，铺在青石板上像下了一层细雪。阿黄趴在门口，槐花落在它脑袋上也不抖掉，就那么顶着，顶到张婶来了，伸手帮它摘掉。有一天午后的暖风里忽然夹了一缕熟悉的味道——烟草，汗味，还有那种老李特有的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铁锈味。阿黄猛地抬起头，耳朵竖得笔直，鼻翼剧烈扇动。
巷口有个人走过来，身形高矮跟老李差不多，走路时右脚也有一点往内撇。阿黄站起来跑了两步，在那人五步开外猛地急刹，耳朵从竖起转为向后抿着。不是。它停在原地，看着那人走过去，然后转身慢慢走回门槛。它不是第一次闻错了。邮递员的摩托车尾气里有老李抽烟的那个牌子的烟味，它追过半条巷子；隔壁王大爷有时候穿一件跟老李同款的灰布外套，它也追过，追到跟前发现不对，自己默默走回来。但它还是会追的，下一次还是会追。张婶说它在等一个不会回来的人，这话说对了一半——它不是在等他回来，它是在每一个可能的瞬间找他。找不着没关系，下一次它还找。
李子树下那片树荫是阿黄午后常待的地方。有一天它在树下用前爪刨了个浅坑，把张婶给的磨牙棒埋了进去，用鼻子拱土盖上，盖得很仔细。然后它趴在埋磨牙棒的土堆旁边，下巴贴着地面，眼睛半闭着，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碎金似的洒在它背上。张婶来送晚饭时看见那个土堆上还放了一片刚从树上掉下来的、嫩绿的槐花，以为是风吹的，没在意。
那是阿黄给老李种的。等老李回来，阿黄要把存下来的宝贝全都给他——每一片落叶，每一颗丸子，每一根被它藏在藤椅下舍不得啃的骨头，还有这根它悄悄埋在春天泥土里的磨牙棒。（记住本站网址，Ｗｗｗ．WX52．info，方便下次阅读，或且百度输入“ xs52 ”，就能进入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