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上午九点四十分。
杨成龙站在会展中心旁边的写字楼大堂里，手心全是汗。
他攥了攥拳头，又松开，反复了几次，但汗还是往外冒。
他今天穿了一身深蓝色的西装，是叶归根借给他的——他自己的西装在行李箱里压了一路，皱得像抹布。
西装的袖子短了一截，他挽了两道，露出里面的白衬衫。
领带是林晚晚寄来的，深红色，她说这个颜色显精神。
叶归根站在他旁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绒大衣，里面是黑色的高领毛衣。
他看起来比杨成龙从容得多，但杨成龙注意到他的手指在裤缝上轻轻敲着——那是叶归根紧张时的习惯。
“几点了？”杨成龙问。
“九点四十二。还有十八分钟。”叶归根看了看手表，“你紧张？”
“不紧张。”
“你的手在抖。”
杨成龙把手插进口袋里，攥紧了。
“别装了。”
叶归根说，“我也紧张。但紧张没用。你记住，今天不是去求她，是去帮她。”
“克劳迪娅需要‘天马’的产品来证明她的眼光。她的老板打压她，她需要一个外部的力量来帮她站稳。你就是那个力量。”
杨成龙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来。
“你再说一遍。我记一下。”
叶归根看着他，忍不住笑了。
“你这个人，谈判之前还要背台词？”
“我不是背台词，我是怕到时候脑子一热说错话。”
“说错话也没关系。”
叶归根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只要记住一件事——你是杨成龙。你是杨革勇的孙子。你是‘天马’的创始人。你不是来求人的。”
杨成龙把这句话在心里默念了三遍。你是杨成龙，你不是来求人的。
电梯门开了。两个人走进去，叶归根按了十五楼。
电梯上升的时候，杨成龙感觉自己的心跳在加速，像一列火车从远处开过来，轰隆隆的，越来越近。
十五楼到了。电梯门打开，面前是一个宽敞的前台区域，灰色的地毯，白色的墙壁，墙上挂着一排排的产品照片——
围巾、披肩、手套、帽子，都是这家电商平台的自有品牌。
前台坐着一个金发的年轻女人，看到他们进来，站起来，用德语说了一句什么。
“我们是来见克劳迪娅女士的。”叶归根用英语说，“有预约。”
金发女人低头查了一下电脑，抬起头，脸上露出一个标准的职业微笑。
“克劳迪娅女士在等你们。这边请。”
她带着他们穿过一条走廊，走廊两边是一间间的办公室，透过玻璃墙能看到里面的人在忙碌。
有人打电话，有人敲键盘，有人端着咖啡走来走去。
杨成龙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紧张，但他的眼睛不自觉地扫来扫去，像进了陌生领地的动物。
走廊尽头是一扇木门，门上挂着一个铜牌，写着“Claudia Bergmann， Head of Procurement”。
金发女人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女声：“Herein。”
门推开了。
办公室不大，但布置得很舒服。一张宽大的橡木办公桌，桌上摆着一台电脑、一摞文件、一个笔筒、一盏台灯。
靠墙是一排书架，摆满了各种纺织品的样品和行业杂志。
窗台上放着一盆绿萝，长得很好，藤蔓垂下来，像一道绿色的帘子。
克劳迪娅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她四十多岁，金色的头发挽成一个低低的发髻，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羊毛连衣裙，脖子上围着一条浅灰色的围巾——
杨成龙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天马”的围巾。去年柏林纺织展上，林晚晚送她的样品。
“杨先生？”
她伸出手，用的是英语，发音很标准，带着一点轻微的德语口音：
“我是克劳迪娅·伯格曼。”
“杨成龙。”
他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温暖，力度适中，不像是要拒绝人的样子。
“这位是叶归根，我的朋友。”杨成龙侧身让了一下。
克劳迪娅和叶归根也握了握手。她的目光在两个人之间来回扫了一下，然后指了指办公桌前的两把椅子。
“坐吧。咖啡还是茶？”
“茶。谢谢。”杨成龙说。
“咖啡，不加糖。”叶归根说。
克劳迪娅按下桌上的一个按钮，对着话筒说了一句德语。
不到一分钟，一个年轻的女助理端着一个托盘走进来，上面放着两杯茶、一杯咖啡和一碟小饼干。
克劳迪娅端起自己的咖啡杯，喝了一口，放下。
她的动作很慢，像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也像是在等对方先开口。
杨成龙没开口。叶归根也没开口。两个人就那么坐着，看着克劳迪娅。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橡木桌面上，照在那盆绿萝上。
克劳迪娅先开口了。“杨先生，你们的解约函，收到了吗？”
“收到了。”杨成龙的声音比他预想的要稳，“但我不是来接受解约的。我是来问原因的。”
克劳迪娅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桌上。
“原因在信里写了。质量不符合欧盟标准。”
“我们的围巾前两批都通过了欧盟的海关检测。第三批被扣了，是因为有人匿名举报。这不是质量问题，是有人搞鬼。”
克劳迪娅看着他，眼神里有一丝意外。大概她没想到这个看起来年轻得不像话的小伙子，会这么直接。
“即使有人搞鬼，”她说，“你们没有欧盟的纺织品安全认证，也是事实。没有认证，我们平台就不能卖。”
“那就办认证。”
杨成龙说，“需要什么材料，需要多长时间，你告诉我。我去办。”
克劳迪娅摇了摇头。“办认证需要三到六个月。我们的圣诞季已经开始了，等不了那么久。”
“那我们先做其他季节。”
杨成龙往前倾了倾身子，“圣诞季赶不上，做春季。春季赶不上，做秋季。”
“认证办下来之前，我们不出货。认证办下来之后，你再决定要不要恢复合作。我不催你，但你别把门关死。”
克劳迪娅沉默了一会儿，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杨先生，你多大了？”
“二十一。”
“二十一岁，”克劳迪娅说，“你说话的方式不像二十一岁。”
杨成龙不知道这句话是夸他还是骂他，但他决定当成夸的来听。
“我爷爷教我的。他说，跟人谈事情，别绕弯子。绕来绕去，绕到最后，连自己都不知道想要什么了。”
克劳迪娅的嘴角微微翘了一下。那是她进门以来的第一个笑容，很浅，但杨成龙捕捉到了。
“你爷爷是做什么的？”
“以前干过很多。现在养马。”
“养马？”
“汗血马。在北疆疆。”
克劳迪娅点了点头，目光落在自己脖子上的那条围巾上。
“这条围巾，是去年你们送我的样品。我一直戴着。因为它确实好。”
她的声音低下来，“但好不够。在这个行业，好只是入场券。要留下来，还需要很多东西——认证、渠道、关系、资本。”
她顿了顿。
“杨先生，我不瞒你。解约‘天马’，不是我的决定。是我的老板的决定。他是平台的CEO，他的背后有股东施压。我反对过，但没有用。”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杨成龙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克劳迪娅女士，”一直没有说话的叶归根开口了：
“如果我们能解决股东的问题，你能恢复合作吗？”
克劳迪娅转过头看着他。“你们？解决股东问题？你知道平台的股东是谁吗？”
“知道。林氏家族，新加坡的。”
克劳迪娅的眼神变了。她重新打量了叶归根一眼——
这个从进门到现在几乎没说过话的年轻人，穿着深灰色的大衣，黑色高领毛衣，看起来像是杨成龙的随从。
但他说出“林氏家族”四个字的时候，语气太平静了，平静到不像是在猜，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你怎么知道的？”克劳迪娅问。
叶归根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展开，放在桌上。
那是一份股权结构图，从最上层的控股公司，一层一层往下，一直到这家电商平台。
每一层的公司名称、持股比例、法人代表，清清楚楚。
克劳迪娅低头看了几秒，抬起头，脸上的表情已经不是意外了，是震惊。
“这是谁做的？”
“我做的。”叶归根说，“用了三天。”
“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做投资的。”
叶归根把那张纸收起来，重新折好，放回口袋：
“克劳迪娅女士，如果我告诉你，林氏家族在这家平台的投资，明年三月之前会全部撤出——你信吗？”
克劳迪娅盯着他，没有说话。
“你不信。”
叶归根替她说了，“没关系。明年三月，你会看到的。到那时候，股东换了，你的老板的压力也就没了。恢复‘天马’的合作，就只是一个商业决策，不需要再看任何人的脸色。”
办公室里又安静了。这次安静得更久。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那盆绿萝上，叶子的颜色绿得发亮。
克劳迪娅端起咖啡杯，发现已经凉了，又放下了。
“叶先生，你到底是谁？”
叶归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双手递过去。名片是白色的，很简洁，只有一行字和一个名字。
“基石与翅膀影响力投资基金，创始人，叶归根。”
克劳迪娅看着那张名片，沉默了很久。
“你们这两个年轻人，”她终于开口，声音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感慨，又像是在叹气：
“你们到底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东西？”
杨成龙和叶归根对视了一眼。
“不多。”杨成龙说，“就这些。”
克劳迪娅摇了摇头，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是柏林的天空，灰蒙蒙的，但有一道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远处的一座钟楼上，亮得晃眼。
“杨先生，”她背对着他们，“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问。”
“你为什么做这个？卖围巾。从中国XJ，到欧洲。折腾这么多事，遇到这么多麻烦。你为什么？”
杨成龙想了想。
“因为那些牧民。”
他说，“他们织了一辈子围巾，一条只卖几十块钱。我帮他们卖到欧洲，一条能卖一千多。这多出来的钱，不是我拿，是他们拿。”
“他们拿了钱，就能给孩子交学费，就能给老人看病，就能把破了的毡房修一修。”
他顿了顿。
“我爷爷说过，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赚多少钱，是做多少事。做多少事，不是看做了多大的事，是看做了多少人的事。”
克劳迪娅转过身，看着他。她的眼眶有一点红，但很快就恢复了。
“你爷爷是个哲学家。”
“他不是。他是个修路的。”杨成龙说，“但他修的路，比哲学家的书还厚。”
克劳迪娅笑了。这次是真的笑了，不是那种职业性的、社交性的笑，是那种被什么东西打动了之后、不由自主地笑出来的笑。
她走回办公桌前，坐下来，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推到杨成龙面前。
“这是我们的标准采购合同。第三页第十一条，是解约条款。我划掉了。第十五页第二十条，是独家代理条款。我也划掉了。”
杨成龙低头看着那份合同。那些被划掉的条款旁边，写着克劳迪娅的签名和日期。
“我不跟你签独家。”
克劳迪娅说，“因为独家对你不好。你应该多找几家渠道，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但我会继续买你的围巾。每年三千条，价格不变。认证的事，我帮你联系德国的一家检测机构，费用平台出一半。”
“明年三月，等股东的事情解决了，我们再谈扩大合作。”
杨成龙握着那份合同，手指在发抖。不是气的，是激动的。
“克劳迪娅女士，”他的声音有些哑，“谢谢你。”
“不用谢我。”克劳迪娅伸出手，“谢你自己。你来了，你说了，你让我看到了你是什么样的人。”
杨成龙握住了她的手。这一次，他的手没有抖。
新加坡，同一天下午。
叶雨泽和杨革勇走出樟宜机场的时候，热浪扑面而来。
十二月的伦敦是冬天，十二月的军垦城是冬天，但十二月的新加坡是夏天。
三十多度，湿度大得像蒸笼，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热带特有的气味——花香、果香、还有海风的咸腥味。
叶雨泽穿着一件浅灰色的亚麻西装，不系领带，衬衫最上面的扣子解开了一颗。
他看起来不像六十多岁的人，腰板挺得笔直，步伐不紧不慢，像是来度假的。
杨革勇跟在他后面，穿了一件深蓝色的polo衫，袖子卷到肩膀上，露出两条晒得黑红的小臂。
他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
机场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奔驰S级轿车，一个穿白色制服的司机站在车门旁边，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
“叶雨泽先生”。
“老刘派的车？”杨革勇问。
“不是。我自己叫的。”叶雨泽拉开车门，坐进去。
杨革勇愣了一下，也钻了进去。
车子驶出机场，上了高速。窗外的风景从机场的棕榈树变成高架桥，从高架桥变成摩天大楼。
新加坡的市中心，高楼林立，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着光，刺得人眼睛疼。
“老叶，你为什么不坐刘老板的车？”
“坐他的车，就是去见他。不坐他的车，是他来见我。”
叶雨泽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区别很大。”
杨革勇想了想，点了点头。
车子在一栋写字楼门口停下来。这栋楼在滨海湾，五十八层，玻璃幕墙，顶层是一个空中花园。
刘氏集团的亚太总部，就在这栋楼里。
叶雨泽下了车，整了整衣领，走进大堂。杨革勇跟在后面，手里拎着那个黑色公文包。
前台是一个穿深蓝色制服的年轻女人，看到他们进来，站起来，用标准的普通话问：
“请问两位找谁？”
“刘老板。”叶雨泽说。
“请问有预约吗？”
“没有。”
前台的脸色变了一下。“对不起，没有预约的话——”
“你打电话告诉他。”
叶雨泽打断她，“叶雨泽在楼下。他下不下来，是他的事。”
前台犹豫了一下，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低声说了几句。
挂了电话，她的脸色变了，变得客气了许多，甚至带着一丝紧张。
“刘主席请两位上去。顶楼，专用电梯。”
她带着他们走到一部单独的电梯前，刷了卡，按了顶楼的按钮。
电梯门关上，开始上升。电梯里很安静，只有电梯运行时的嗡嗡声。
杨革勇看着电梯里不断跳动的楼层数字，从1到10，从10到20，从20到30。
“老叶，你说，刘老板会下来吗？”
“他不是已经让我们上去了吗？”
“那是让上去。不是下来。”
叶雨泽看着他，笑了。
“你这个人，一辈子都在乎这些。谁上谁下，有那么重要吗？”
“重要。”杨革勇说，“你站着，我站着。你坐着，我坐着。你躺下，我躺下。但你不能让别人骑在你头上。”
叶雨泽没说话。
电梯到了顶楼。门开了，面前是一个宽敞的接待区，地上铺着深灰色的地毯，墙上挂着几幅油画，看起来像是真迹。
透过落地窗，能看到整个滨海湾的全景——金沙酒店、摩天轮、滨海湾花园，尽收眼底。
一个五十多岁的华人男人站在接待区中间，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深色的西裤，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他的脸上带着笑，但那笑容里有一丝紧张，像是在等一场大考。
他就是刘老板。刘子轩的父亲。东南亚棕榈油大王。福布斯榜上排得上号的人物。
但在叶雨泽面前，他只是一个欠了人情的老朋友。
“叶哥。”刘老板快步走过来，伸出手，“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我好去机场接你。”
叶雨泽握了握他的手，松开。
“我来喝茶。”
刘老板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
“喝茶好。我这里有上好的大红袍，从武夷山空运来的。”
“不用了。”叶雨泽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接待区的茶几上，“我先给你看样东西。”
刘老板看着那个信封，没有伸手去拿。
“什么东西？”
“你打开看看。”
刘老板犹豫了一下，拿起信封，拆开。里面是一叠照片。他一张一张地翻，脸色越来越难看。
照片里是他的儿子刘子轩——在伦敦的酒吧里搂着巴赫提亚尔的肩膀，在米兰的餐厅里跟王建国碰杯，在柏林的酒店大堂里跟一个中年白人握手——那个白人，是德国电商平台的CEO。
刘老板把照片放回信封，放在茶几上。
“叶哥，子轩的事，我已经教训过他了。米兰的公司也注销了。”
“注销了？”叶雨泽笑了，“你儿子注销了米兰的公司，但他在柏林的布局还在。”
“他通过林氏家族的关系，给德国的电商平台施压，让平台解约了杨成龙的天马。”
刘老板的脸色白了。
“叶哥，这些事，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叶雨泽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
“你儿子花了你多少钱，你不知道？他在伦敦的酒吧里一晚上花三万镑，你不知道？他跟林氏家族的合作，你不知道？刘老板，你是在跟我装糊涂，还是真胡涂？”
接待区里安静了几秒。落地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深灰色的地毯上，照在那叠照片上。
刘老板低着头，没有说话。
杨革勇站在旁边，一直没有开口。他拎着那个黑色公文包，站在那里，像一座塔。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那双眼睛——那双在戈壁滩上盯了几十年风沙的眼睛——一直盯着刘老板。
“老刘。”叶雨泽的声音低下来，“你我认识三十年了。你欠我的人情，你还过一次。但那一次，不够。”
刘老板抬起头，看着叶雨泽。
“叶哥，你说。要我怎么还？”
叶雨泽从口袋里掏出另一张纸，折成四折，展开。是一份协议。
“第一，刘氏集团从德国电商平台的投资中完全退出。股份转给战士集团。
第二，刘子轩的信用卡，从今天起停掉。
第三，你亲自去杭州，跟林晚晚道歉。”
刘老板看着那份协议，手在微微发抖。
“叶哥，第一条我能做到。第二条我也能做到。但第三条——去杭州，跟一个小姑娘道歉——”
“她不是小姑娘。”
叶雨泽打断他，“她是杨成龙的未婚妻。杨成龙是谁，你知道。杨成龙是杨革勇的孙子。杨革勇是谁，你也知道。”
刘老板看了杨革勇一眼。杨革勇站在那里，像一座山，一动不动。
“她是一个人在杭州，扛着天马，扛着几百个牧民的生计。”
叶雨泽继续说，“你的儿子派人去杭州威胁她。这不是商战，这是下作。”
刘老板的脸涨红了。
“叶哥，我——”
“你去不去？”
刘老板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阳光慢慢移动，从茶几的这头移到那头。
“我去。”
叶雨泽把那份协议推到他面前。
“签了。”
刘老板拿起笔，签了自己的名字。一笔一划，写得很慢，像是在签一份卖身契。
签完，他把笔放下，抬起头。
“叶哥，这件事，到此为止？”
叶雨泽把协议折好，放回口袋。
“到此为止。”他站起来，“但有一条——你儿子，你管好。再有下次，我不来找你了。”
“你来找谁？”
“来找他。”
刘老板的脸色白得像纸。
叶雨泽转身走了。杨革勇跟在他后面。
两个人走进电梯，门关上了。
电梯里，杨革勇终于开口了。
“老叶，你刚才说‘来找他’，是什么意思？”
叶雨泽看着他，笑了。
“吓唬他的。”
杨革勇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笑声在电梯里回荡，震得电梯壁嗡嗡响。
“你这个人，”他笑得喘不上气，“吓唬人都能吓成这样。”
叶雨泽也笑了。
电梯到了一楼，门开了。两个人走出去，阳光扑面而来。
“老叶，你说，刘老板会去杭州吗？”
“会。”
“你这么肯定？”
叶雨泽站在写字楼门口，看着远处的滨海湾。
“因为他怕。他怕的不是我。他怕的是他儿子。他怕他儿子继续搞事，搞到最后，连他都要跟着完。”
杨革勇点了点头。
“走吧。”叶雨泽说，“回去了。伦敦那边，还有事。”
两个人上了车。车子驶出滨海湾，往机场的方向开。
杨革勇从黑色公文包里拿出两罐啤酒，递了一罐给叶雨泽。
“你公文包里就装了这个？”
“不然呢？你以为我装了什么？砖头？”
叶雨泽接过啤酒，拉开拉环，喝了一口。冰凉的啤酒顺着喉咙滑下去，舒服得他眯起了眼睛。
“老杨。”
“嗯。”
“你说，归根和成龙，现在在柏林？”
“在柏林。见那个德国女人。”
叶雨泽看着车窗外的风景，沉默了一会儿。
“他们长大了。”
杨革勇没说话。他拉开啤酒罐，喝了一大口。
车子继续往前开。新加坡的天很蓝，云很白。
但叶雨泽知道，八千公里外，柏林的天空是灰的。
灰也没关系。路，总要有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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