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利诺的面色变了数变，才跟着骆秉良离开了使者酒会，他认为自己的演讲是十分完美的，论述的逻辑是十分严谨的，甚至说，在场所有使者，都对大光明教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唯一的失误，就是没想到缇骑掐着点儿就到了，把他给抓进了松江缇骑衙门的牢房里。
保利诺被他狂热崇拜的大明皇帝给抓了，多少有点啼笑皆非。
如果保利诺传的是极乐教，那就不是骆秉良对他解释了，而是一把把火铳了。
骆秉良其实早就到了，他一直在外面等着，等保利诺要把自己的话说完，骆秉良在外面听了半天，甚至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不够忠诚？
这位大光明教的狂信徒，实在是有些太狂热了！那种诚挚几乎凝如实质。
保利诺不是在表演，他真心实意的觉得，大明路线，可以拯救整个泰西于水火之中。
保利诺在五年前还是大光明教的浅信徒，他那时候对大光明教的态度，多少有点敷衍。
主要是保利诺作为安东尼奥的二副，他很清楚，大光明教，根本就是国务大臣徐璠临时起意，给安东尼奥的任性擦屁股的。
那时候安东尼奥刚做国王，就把和自己有仇的红衣大主教给驱逐了，葡萄牙变得更加动荡，徐璠不得不这么做。
大光明教在保利诺看来，是统治的工具，他真的做不到诚挚的认同，也做不到狂热。
改变就在这五年之间，保利诺成为了大光明教的狂信徒。
这五年他经历了很多很多，大明远在天边，即便是了解泰西的情况，对泰西也不能感同身受。
自从费利佩开始英格兰大远征后，整个泰西鸡犬不宁，混乱开始加剧，海盗开始增多，城外平民惶惶不可终日，此刻的泰西需要一个答案，来继续走下去。
大明路线，毫无疑问是保利诺看到的唯一希望，就在人溺水时候，要拼命抓住一根稻草，泰西越是混乱，这种信仰就越发的广泛且坚定。
大明开海，给泰西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就是让一部分人，看到了光明的模样，并且开始追求光明。
“一定要让保利诺交饭费，十天的饭费也是钱。”朱翊钧强调了这次的关押时间是十天，而且一定要对方付钱，朝廷的每一笔经费都要过户部的年终审查。
“臣遵旨。”冯保俯首领命。
这是非常合理的命令，因为大明对皇帝陛下尚节俭的习惯，已经解读为了：大明的每一分银都不是多余的。
这种解读是全方位的，反映到政策上，就是大明要对每一笔银子的支出，进行稽查，防止过度浪费的现象。
“也是为难通事们了，想出了帝皇这个词来。”朱翊钧看完了骆秉良写的案卷，这两个字体现了通事们的用心。
写了圣皇，朱翊钧会不高兴，但也不会把通事们怎么样，甚至不会太在意，但他们用了心，就会被朱翊钧看到。
对于保利诺提出的只有大明路线才能救泰西，朱翊钧完全不看好，理由万士和已经讲烂了，大明是横切的，是阶级社会，泰西是纵切的，是社群、社区社会。
这种纵切社会，大明路线，只能借鉴，全面照抄的结果，也只是照猫画虎，不伦不类，而且还会有严重的水土不服，毕竟黄巢式传教法，还是杀性太重了。
更不用说，大明都没画好，薪裁所才刚刚建立，让大明再次伟大包括穷民苦力，并没有完全实现。
不过朱翊钧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思想殖民，并不是只有大明在做，泰西的殖民者其实也是在做，他们最重要的手段，就是传教。
建立在各大总督府的教堂、公学堂，遍布在殖民地的传教士，都是思想殖民的重要手段，对于这一点，大明从最开始就严防死守。
任何夷人在大明范围内，禁止任何传教行为并不是万历维新的新规矩，也是祖宗成法。
传教的思想殖民，比大明的王化，要快得多，这一点，高启愚也注意到了，所以他对大光明教的态度，非常重视，比如在南洋，朝廷从来不禁止大光明教的传播。
依托于大明智慧成立的大光明教，在大明腹地传播被禁止，因为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歧义化。
三个人传话就会传错，更遑论经过了不知道多少手的信息，早已经面目全非了。
三人成虎，众口铄金，就是一件假的事，传的时间久了，传的人多了，信的人就会越多。
最典型的就是方孝孺诛十族的故事。
方孝孺被诛十族故事流变，礼部做了汇总，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传闻，就是江南四大才子祝枝山写的《野记》，而后这本野记被收录到了宁海县志方孝孺传之中。
同一时间，福建士子宋端仪在《立斋闲录》中罗列了873个人的名字，说是方孝孺被杀时，一并被杀的十族。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南京城里突然有了块血迹石，说是沾满了方孝孺的血。
这个故事很快就从方孝孺这一个符号化的人物，变成了建文旧臣，铁铉、景清、齐泰、黄子澄等等。
谎言变成了广为流传的故事，而后从故事变成了真实。
大明严厉禁止传教，就是要防范被思想殖民，真的要说底层互助、乡野秩序的重要构成，大明有一大堆这类的教派，白莲教、摩尼教等等。
白莲教主张的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有患相救，有难相死；等平均、互相助、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比神爱世人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更让人心驰神往？
葡萄牙使者保利诺被抓捕了，他要被关足足十天，严格来说，是在参加使者酒会中发表了诱导性的言论，最终朝廷也没有打算真的拿他怎样，关十天就够了，算是行政拘留了。
朱翊钧手里拿着一本拉丁文的书，看的津津有味，这是尼德兰特使浩特曼口述，而后由人代笔写的，主要就是浩特曼海上冒险的故事。
浩特曼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创始人，那作为创始人，别的不会，一定会要讲故事。
显然机智勇敢、坚韧不拔、武力强悍的形象，有利于浩特曼拉到更多的投资，人活着就那点事儿，名与利，有了名气就有了利益。
这本书在泰西广为流传，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冒险家浩特曼的名头，以至于浩特曼可以很轻易的在阿姆斯特丹银行家手里借到足够的钱、招募到更多更优秀的水手、聘请到更加专业的引航员，从遥远东方带来的货物，更加容易销售一空。
浩特曼只需要放出消息，要售卖遥远东方的精美货物，人们就会蜂拥而至，挥舞着手中的钱袋子，争先恐后的抢购那些商品。
浩特曼这本书里在后半部分，描绘了一个烦恼，那就是阿姆斯特丹的保险公司，在万历十九年前后，停止了对海员个人保险业务，因为骗保的实在是太多了。
远赴遥远东方的风险大、危险多，远不如拉着一船买足了海员个人保险的新船员，出海转一圈，杀掉一些人，以遭遇了风暴为由不得不返航，而后骗保。
总是有些年轻人，被这些远洋冒险志怪故事所吸引，毅然决然的上船，却踏上了一条永远没有归途的死亡之路。
浩特曼在书中痛苦的表示，这是不对的，以前不这样的，没有任何一个船长，希望看到船员们自相残杀，风险在增加，信任在崩溃，代表着这次航行的失败，最后船只变成了幽灵船，飘荡在广袤的大洋上。
幽灵船，就是一船船员在瘟疫、自相残杀中全部死去，只剩下了一条船，孤独的在海上随波逐流。
这是船长、船员、船最糟糕的结局，如同迷失在了无信者之墙的信徒。
看到这里，朱翊钧坐直了身子，让冯保去问问松江地面官员，大明相关的保险业务。
大明远洋保险，在最开始时，就是照抄阿姆斯特丹的保险制度。
申时行到松江府，建立了一套以朝廷官营为主的保险业，大明所有出海船只，都要对船只进行保险，一旦无法回航，确定损失后，会对船东和船员家眷进行赔偿。
官营的近海保险和远洋保险，是一种兜底，将航海的风险，平摊到出海的每一船上，刺激海贸的兴盛和发展。
在开始的时候，因为经验不足，大明也走了不少的弯路，在申时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后，官营保险，已经日益稳定了下来。
当然也存在骗保的行为，但一旦发现，戏耍朝廷的结果，就要承受。
“原来是这样。”朱翊钧了解了大明海贸保险相关的规章制度，确定了大明不会发生这种事，因为从头到尾，就没有针对船员个人的保险。
因为大明礼法约束，针对海员个人的保险，被严厉禁止。
这个礼法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亲兄弟虽然在家里争吵，但要一致抵御外人的欺侮。
针对船员个人的保险，完全是在鼓励同一条船的人同室操戈，所以直接被禁止了。
大明保险业务是强制缴纳，不缴不让出海，而船只的保险，完全覆盖了个人的保险。
船员个人在海上负伤、松江府海保司会对负伤和死亡进行先行理赔，而后对船东、船长提告，要求船东和船长承担连带责任。
民不与官斗，船东和船长们为了不惹上官司，会对船员进行十分严格的约束，防止他们在航海中出现意外。
惹上了官司，赔偿是一回事儿，关键是船只会耽误出海，短则半年，长则一年，耽误这个时间，这个损失，谁都担待不起。
朝廷有四快薪裁所，限期半个月追回劳动报酬，可是朝廷没有四快衙门，一旦惹上官司，衙门的僵化，效率低下，办事缓慢，就会搞得船东和船长们生不如死。
船东、船长甚至船员，都不让上船，不让出城，随时等待传讯和问询。
即便是经历了万历维新，大明依旧是极端保守，就是比保守还保守，这些老祖宗留下的礼法，会得到普遍的遵从，体现在各行各业之中。
尼德兰特使浩特曼对船员自相残杀，怨气真的很大很大。
上了船，就要一条心，如果不一条心，这船的危险性就会放大无数倍，因为整体环境变差，同一条船上的船员都没有任何信任可言，让船长们苦不堪言。
恶劣的海贸环境，人与人之间信任全无，都是从私掠许可证颁布那天开始。
浩特曼骂英国佬，绝对是真心实意，就是高启愚不下认知契子，慢慢回过味来的船长们，也会痛骂。
朱翊钧放下了这本拉丁文的游记，又拿起了另外一本书《深翻》，深翻和翻身是一样的视角，不谈整体，只谈攻坚战，只谈具体的案例。
这两本书，朱翊钧经常翻看，常看常新。
《翻身》还可以叫浙江临安县张庄还田记，而《深翻》也可以叫《山阴、会稽二县诸地公事公务的公议公决记》。
以山阴祈氏宗老祁彪为主视角，十分详尽的描述了他42次地方公议的具体情况，也描绘了浙江还田前后的变迁。
祁彪在万历二年中了进士，后来因为考成法数年下下评被革罢归乡，归乡后，祁彪以乡贤缙绅的身份，开始参加山阴县召集耆老、乡绅、生员公议会，对地方衙门事务表达自己看法。
这四十二次公议，所议定事务主要是清丈、还田、厘清田契、宣讲朝廷政令、严厉督导不得以任何形式破坏还田宣讲、学制、乞留地方主官、修桥补路、浙东运河劳役、浙东运河河堤修缮、赈荒、兴修水利沟渠、县衙六房书吏任免等等。
这四十二次公议，二十一次由县丞下发知单通知，《深翻》有这十一次知单的原件，内容包括了事由、姓名、仆役派送签字画押、签到等；
还有二十一次则是乡绅们自发组织，山阴县衙只委派书吏进行记录，确定不是联袂造反。
乡绅自发组织公议会，则是由‘揭帖’通知，《深翻》中同样有原件，内容和‘知单’完全一致。
知单，朝廷组织开会，主要事由是朝廷任务；揭帖，乡贤缙绅自发组织，在朝廷监督下开会，主要事由，则是彼此矛盾调解，如何完成朝廷下派任务等等。
“啧啧，侯于赵真的是读书人啊，一根草棒就能斗蛐蛐。”朱翊钧这书都快翻烂了，他真的在深入阅读，仔细领会，侯于赵毫无保留的分享了他在地方的理政经验，一点都不藏私。
知单和揭帖，是侯于赵手里重要的规矩，是他对浙江所有乡贤缙绅的考成。
比如这本书的主人公祁彪，就曾以长租的形式，实质性购买了一百二十亩土地，他觉得别人都这么干，我也这么干，很快，因为违反还田令，被记录在册，他曾缺席了七场公议会。
缺席的这七次，让祈氏损失惨重，甚至祁彪这个进士，都差点就被宗祠们赶下台。
之后祁彪再也不敢违反了，为了恢复被通知的权力，祈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如果还有第二次，祈氏就永远收不到‘知单’了，等于被朝廷开除了乡贤缙绅之列。
大家开会不叫他，时间短点，大家还叫他祁老，时间一久，他就变成小祁了。
这是名声、地位还有利益的阶级全面向下滑落，祁彪就是银子再多，他没有地位，群狼环伺，会被吃的渣都不剩，乡贤缙绅吃人，不分穷民苦力、中人之家和曾经同类的乡贤缙绅。
穷民苦力又酸又涩还穷的没二两肉，不好吃的很，乡贤缙绅又肥又壮。
同样，揭帖也是侯于赵的工具，乡贤缙绅无揭帖聚集公议等同于谋反，但有揭帖，报闻衙门，衙门就会派人记录，而违反了天变承诺的乡贤缙绅，则失去获得揭帖的资格。
如果还有第二次违背承诺，将失去参加揭帖公议的资格。
如果有第三次违背还田、违背天变承诺呢？答案是抄家，再一再二不再三，你一次两次是不小心，次次扫黄都有你，还能是不小心？
目无君上圣旨、不体朝廷振奋之意、不遵朝廷法纪、陛下尚且减田赋与万民共度时艰。
数次违背天变承诺，这就是谋叛！
而且再一再二不再三这个规矩，还让人说不出闲话来。
若是一次，就大动干戈的抄家，难免引人非议，觉得朝廷不仁，过于霸道，可都三次了，哪怕是同为乡贤缙绅，也说不出什么不是，反而要避免有什么瓜葛，被殃及无辜。
知单和揭帖这两种工具，其实最重要的是，分化了乡贤缙绅。
过往，朝廷命官履任地方，要面对的是几乎铁板一块、几乎没有任何手段节制的地方乡贤缙绅，大明公侯和这些乡贤缙绅一比，这些乡贤缙绅更像是贵族。
尤其是六房书吏、三班衙役，几乎也全都是这些乡贤缙绅的人，地方官履任一方，无论做什么，都要求爷爷告奶奶，四处奔走，赈灾、修桥补路、税赋全都的看这些人的脸色。
知单和揭帖，就是利用朝廷体制的力量、确定乡贤缙绅的名单与资格，以及乡贤缙绅之间的矛盾，进行斗蛐蛐。
祁彪是进士，在公门为官多年，他对这个制度的恶意了解非常清楚，他最开始非常反对，认为朝廷过犹不及，更张过急，可惜，他只一个被罢官的缙绅，这些话可以引起共鸣。
衙门下了知单，这些乡贤缙绅还是得去。
谁敢不去？稽税院那帮稽税缇骑，就像闻到腥味的豺狼虎豹，立刻就扑了上来。
毕竟，大明还没亡，而且看这个架势，万历维新怕是又要续二百年的国祚。
“侯于赵不愧是读书人。”朱翊钧放下了手里的书，再次感慨侯于赵这家伙，确实有东西，而且不止一点。
“那也是跟陛下学的手段。”冯保笑着说道：“腊月二十五，大陛下要在皇极门，见外官、耆老、百姓，近千名随机挑选的各阶层的百姓，在皇极门左右廊，写下自己关切的事儿。”
“廊庙陈民念，丹墀问政典。”
侯于赵搞这套办法，不是无缘无故，整套政令，处处都有陛下的影子，尤其是再一再二不再三的规矩，更是陛下一贯以来的做法。
“咦，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朱翊钧又打开了书，挑了几篇会议记录，仔细看了看，确实处处都是他这个皇帝的影子。
比如议有定所，无论是知单还是揭帖，开会的地方，都在县衙，而不是随便某个地方，不报闻朝廷，私自聚集，会被认为谋反坐罪，所以在县衙的拱宸堂开会。
拱宸堂中的宸，其实就是北极天，也就是中心，其实就是皇帝，拱卫、拥戴皇帝、圣意的意思。
朱翊钧见外官固定地点在皇极门的左右廊。
为了让皇帝陛下在松江府也能见到外官、耆老，松江地面专门修了个拱宸殿，如果有陛下有需要，可以在松江府过年，不耽误廊庙陈民念，丹墀问政典。
为了争取陪都资格，松江府真的做了十分充足的准备。
比如整个公议会的流程，和廷议很相似，主议人讲议题、参议众人发言议事表态、主议人更具表态主持定议、部分人员解散、其余人员详订细则等等流程，几乎就是照抄了廷议。
特殊时间，特殊事件，朱翊钧不得不结束廷议制度，把重担扛在了自己肩上，让张居正安度晚年，不代表着朱翊钧已经放弃了廷议，相反，等到张居正身后事确定后，就会重新召开。
三经厂已经把《深翻》印了两万册，和翻身不同，除了皇帝作序之外，朱翊钧还让看完了这本书的张居正、戚继光为此书作序。
张居正的评语非常简单：官范也。
就是当官的典范，当官就好好当官，有个当官的样子，寒窗苦读那么多年，金榜题名，就是为了博一个给别人下跪的资格？
站着，站在所有人头上，把这个官堂堂正正的做了！
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骗自己，大明是官本位，甚至连皇帝都是世袭官，根本没有所谓‘为民无路’这种滑稽的臆想。
戚继光的评语主要是关于还田：
还田之后，浙江已经走在了大明的最前方，其商贸之繁荣，和松江府不相上下，百姓安居乐业，天下自然承平，还田可为，天变无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戚继光所说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出自《尚书》，在京营的锐卒，对这句话都非常的熟悉，这是上报天子下救黔首军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基础。
百姓所希望的，就是陛下所希望的，万民所希冀的事儿，就是老天爷也要遵从。
天变？狗屁的天变，老天爷不让人活下去，那就在陛下的带领下，万夫一力，把天戳个大窟窿出来！
还田，可以成为大明应对天变的重要手段。
《深翻》初步下发了五千册，要求写读后感，明年贺表的内容，就是《深翻》的读后感。
“陛下，上海大学堂的审查做完了。”冯保看陛下心情还算不错，将一本奏疏呈送到了御前。
情况不好不坏，一共十六位助教、学正被查处，并且已经被缉拿归案，是有确凿证据，指斥乘舆，在讲堂这种公开场合，公然指责大明政令。
相比较六百人的教职工，十六人，真的不算多了，正如陛下说的，读书人嘛，爱发点牢骚，实在是正常不过了。
可是十八大学堂的建设和俸禄，可是陛下内帑出钱，若不是为了推行丁亥学制，陛下的日子也不用过得紧巴巴，无论怎么讲，这都是陛下的恩情。
吃陛下的，喝陛下的，拿陛下的俸禄，放下碗就骂娘，就非常不合适了。
“这个陈准放了吧，其他的依章程移交刑部处置。”朱翊钧认真的看完了所有的案卷，捞了一个人，陈准。
对于有实质性颠覆行为，比如勾结倭寇海寇、参与阿片走私、联袂士大夫破坏新政等行为，都属于实质性谋叛，这类全都斩首示众，祸及家人流放吕宋、旧港等地。
对于没有实质性行为，但多次在公开场合诋毁、谩骂、指摘，收受好处撰写文章在杂报上故意散播谣言、歪曲事实、引导不良之风等，则一律革罢，褫夺一切功名，永不叙用，连坐家人，三代直系不得科举、不得从军。
最后一档，则是牢骚话范围，这个范围，则主要是警告，要在北镇抚司衙门坐满十五天的班房，严厉警告后，再有下次，则罪加三等处置。
陈准，则是第二类，收受好处，撰写文章，批评朝廷政令。
朱翊钧之所以把陈准单独特赦，是因为北镇抚司呈送了他所有的文章，朱翊钧全都草草看了一遍，十七篇文章里有七篇，是为了底层穷民苦力发声，这七篇文章，情真意切，不算诋毁，顶多算是批评。
当然，剩下十篇一看就是收钱写的文章，那味儿就太冲了，而且写的太差了，完全是应付了事。
朱翊钧拿起了朱笔说道：“自从松江府完成了商品经济蜕变后，整个松江府就沉浸在了一种完全富起来的氛围之中。”
“很多清正的士大夫，为底层穷民苦力奔走发声，揭露社会仍然存在的严重朘剥现状，就会被打为反贼。”
“这种氛围具体的体现，是竟奢之风蔓延，也压制了为穷民苦力发声、揭发朘剥的风力舆论。”
“粉饰太平，不代表真的太平，饰胜之害，蛮夷常胜机要疏，讲的很清楚，饰胜只会导致了大明上下内外，刻意去忽视穷民苦力，说是忽视，其实是抛弃。”
“朕是大明皇帝，是每一位大明人的皇帝，朕不能抛弃穷民苦力，否则终有一日，他们就会抛弃朕了。”
“朕不止一次讲过，也要再次强调，让大明再次伟大，包括穷民苦力在内。”
这就是陈准收银子写文章，依旧被皇帝特宥的缘故，但凡是有一点用，也不至于一点用也没有。
陈准愿意接触穷民苦力，并且愿意为他们写文章，揭发朘剥的现状，这就是有用。
“这篇《背篓》转发邸报。”朱翊钧挑出一篇，刊登在了邸报上。（记住本站网址，Ｗｗｗ．WX52．info，方便下次阅读，或且百度输入“ xs52 ”，就能进入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