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威斯敏斯特，下议院的议事厅。
内政部长威廉·哈考特站在发言席后，双手扶着讲台边缘，正抑扬顿挫地进行演讲——
“我必须再次强调，内政部的一切行动，都基于法律与秩序的需要。这不是针对某个阶层，更不是针对平民。
这就是针对违法行为，而且是明确、具体的违法行为。”
自由党议员查尔斯·布拉德劳站了起来：“部长先生，您说这不是针对平民。那么，请您看看这份名单。”
他举起一张纸，念了起来：“詹姆斯·亚当斯，码头搬运工，周薪一镑十先令；肖恩·奥马拉，码头卸货工，周薪一镑八先令；玛丽·卡特，缝衣女工，周薪十二先令；乔·哈里斯，木匠学徒，周薪九先令……”
他念了八个名字，八个职业，八个微薄的收入数字。
念完，他放下纸，看着哈考特：“这些人，部长先生，就是您所说的‘违法行为者’。他们唯一的‘违法’，是在去年接受了一个法国作家的代笔服务，然后在今年说了几句‘他是个好人’。
根据起诉书，这就是‘煽动性言论’，就是‘与外国煽动者合谋’。”
议事厅里很安静，只有后排有人低声交头接耳。
哈考特的脸色没变：“布拉德劳先生，法律面前，职业与收入不是豁免的理由。一个公爵和一个码头工，如果犯了同样的罪，就要受同样的审判。
这正是大英帝国法律的公正之处！”
布拉德劳提高了声音：“公正？那么请问，为什么这些人的逮捕都在凌晨进行？为什么警察要砸门、吼叫、当着孩子的面给人戴手铐？
如果这是公正的法律程序，为什么不能在白天下达传票，让他们自己到警署报到？”
哈考特沉默了几秒，这个问题不好答。
但他还是找到了理由：“案件的紧急性决定了执行方式。警方认为有必要迅速控制嫌疑人，以避免证据被销毁或串供。”
布拉德劳冷笑起来：“证据？什么证据？他们说了什么话，有书面记录吗？还是只有‘据称’？
部长先生，我们正在用‘据称’的言论，在深夜逮捕平民，然后用‘煽动罪’起诉他们——
这种手段，我在关于俄国的报告里读到过，在普鲁士警察的行动里听说过。但我从没想过，会在英国见到。”
这话太刺耳刺耳了。议事厅里响起一阵嗡嗡声。
保守党前排，史宾赛·卡文迪许（哈廷顿侯爵）站了起来：“布拉德劳先生，您是在暗示，大英帝国政府的行为等同于专制政权吗？”
布拉德劳转向他：“我在陈述事实。凌晨逮捕、模糊罪名、起诉平民——这些事实，卡文迪许先生，您能否认吗？”
卡文迪许说：“我不否认程序的存在。但我质疑您对这些程序的解读。警方依法逮捕嫌疑人，总检察长依法提起诉讼，法庭将依法审判——这就是法治。
而法治，有时候看起来并不温柔。它不温柔地对待杀人犯，不温柔地对待窃贼，也不温柔地对待那些试图破坏国家稳定的人。”
布拉德劳盯着他：“破坏国家稳定？说一句‘那个法国人是好人’，就是破坏国家稳定？卡文迪许先生，按照这个标准，您俱乐部里一半的绅士都该进监狱——
他们昨晚还在抱怨政府的埃及政策，说首相‘软弱无能’。这也是破坏国家稳定吗？”
卡文迪许的脸红了。议事厅里有人笑出声，但很快被议长的锤子压下去。
“Order！Order！”
哈考特抓住这个机会，重新掌控发言：“先生们，我们不要偏离重点。重点不是逮捕的时间，也不是个别人的言论。
重点是，是否有外国势力通过文学作品、通过个人影响，在煽动对我国制度和君主的敌意？
是否有一群英国人，自愿或不自愿地成为了这种煽动的工具？如果有，政府是否有责任采取行动？”
他环视议事厅：“我认为有。我相信在座的大多数人也认为有。这不是政治迫害，这是国家尊严。”
他说完，坐下了。掌声从政府席那边响起，稀稀拉拉，不够热烈。
这个问题结束，会议还在继续。
其他议员开始问埃及问题、爱尔兰问题、预算问题。但“平民起诉案”引发的裂痕，已经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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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报纸也彻底彻底分裂了。
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保守派报纸和支持内阁的媒体，继续为政府辩护：
【近期对三十二名平民的起诉，并非针对平民阶层，而是针对具体的违法行为。
这些人在过去一年中，多次公开赞扬一位外国煽动者，并传播其颠覆性思想。
法律不会因被告的职业或收入而区别对待——这正是法治的基石。
我们理解公众对逮捕方式的关切，但警方在执行艰巨任务时，有时必须采取迅速果断的措施。
重要的是结果：违法行为被制止，罪犯将接受审判。
我们呼吁公众信任司法程序，法庭将依法审理，正义将得到伸张。
此刻需要的不是情绪化的批评，而是对法律程序的尊重与耐心。】
而立场一向偏向平民的曼彻斯特的《卫报》，头版标题直接是：《这是阶级的审判！》
【当一个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周薪一镑十先令的码头工因“煽动性言论”被起诉时，我们不得不问：他到底说了什么？
根据起诉书，他的“罪行”包括：今年七月，在《星报》上说“邦德先生是个好人”，还说“杰克船长比海军老爷有趣”。
这就是“煽动”？这就是“颠覆”？
如果是，那么曼彻斯特一半的工人都该进监狱——他们每天都在抱怨工钱太低、工时太长、老板太苛刻。
按照这个标准，任何不满的言论都能被定义为“煽动”！
更令人担忧的是陪审团问题。这些被告——工人、小贩、学徒——将由谁来审判？
由那些从未踏足贫民区、从未体会过饥饿、从未为孩子的学费发愁的绅士吗？
法律说“人人平等”，但当审判者与被审判者活在两个世界时，这种平等只是纸面上的谎言。】
工人读物《劳工之声》用整整两版刊登了被捕者的详细情况，还有家属的采访记录：
“警察凌晨三点来的，拼命砸门，把我丈夫从床上拖起来。孩子们都吓哭了。”
“他们说他是煽动者。我问他煽动什么了？他们说他在酒吧里说了不该说的话。什么话？他们不说。”
“我父亲六十七了，关节炎，走路都难。他们也给他戴了手铐。”
文字朴素，没有煽情，但更有力量。
它的发行量不如《泰晤士报》，但目标读者是工人、小贩、手工业者——正是那些被捕者的同类。
报道在这些群体中迅速传播，所以虽然恐惧在蔓延，但愤怒也在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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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82年的英国，一场刑事诉讼的流程是漫长的。
从被告被传唤或逮捕、进入警署、申请保释、案件被提交至治安法庭后，起诉书还要进行反复修改。
由于被起诉的人员多达几十人，所以还需要合并或者拆分被告。
名单要经过内政部与总检察长反复磋商，才能最终确定下来。
而对三十二个平民被告来说，这是最折磨人的阶段。
虽然律师在一周内就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保释出来了，但他们仍然被限制出行以及禁止对媒体发言。
每个人都丢掉了工作，有些人全家都已经被房东赶出了大门，生活悬而未决。
幸亏突然有人给他们10英镑的补贴，加上劳工协会提供的临时住所，让他们不用露宿街头。
要不然在英国，没有固定住所，露宿街头与死亡没什么两样。
巡夜警察会把他们送进拘留室，以“流浪行为”提交给治安法官。
在短至几分钟的听证后，流浪者通常会被判“强制劳役”，然后监狱内的工坊和惩教工场，就能喜提免费劳动力了。
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没有任何人权，他们会安排那些最累、最危险的工作，同时在饮食和休息上没有任何保障。
再次见到外面的太阳时，一般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良言》的前主编诺曼·麦克劳德则完全不用担心，他之前就拒绝了莱昂纳尔让他去巴黎的建议。
他甚至仍然住在自己的乡间别墅里，只需要每天和上门巡视的警察打个招呼就行。
作为伦敦上流社会的一员，他并没有因为这场诉讼而失去什么，反而名声更加响亮。
已经有多家文学期刊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能成为杂志的主编或者特别顾问。
关于他的起诉书被反复修改，没有人愿意在上面签下名字，只好在程序的河流中流浪，就像一条永远不会到港的船。
而关于平民的起诉书，在王室的压力下，短短一个月时间就正式敲定了，第一次开庭时间也确定了：
1882年的11月25日。
很快，开庭日到了，今天站上法庭的有12个人，地点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位于纽盖特街，紧邻着圣保罗大教堂。
天还没完全亮的时候，“老吉米”和肖恩·奥马拉就被警察叫醒了。
他们是唯二没有得到保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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