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还是那间熟悉的会议室。
灰色的墙壁，深色的长桌，桌面上的水杯和文件夹摆放得整整齐齐。日光灯管在天花板上发出均匀的、惨白的光，把每一个人的脸都照得纤毫毕现。墙上的大屏幕黑着，像一只闭着的、巨大的、沉默的眼睛。林岳峰坐在会议桌的最上首，面前摊着一杯没动过的茶，茶叶沉在杯底，水面上没有一丝热气。他旁边坐着方振国，搓手指的动作比平时快了很多，指节搓得发白，像在计算一道永远算不完的题。
我和赵远航坐在长桌的另一侧。门在我身后关上的时候，我听到那声闷响，和几个月前第一次走进这间会议室时一模一样。但今天空气里的东西不一样了。不是紧张，紧张是热的，会让人的手心出汗、后背发紧。今天空气里的东西是冷的，冷得像天津港十一月的海风，冷得像太平洋中心那片海域深处两千五百米以下的水。
大屏幕亮了。
红色的，醒目的，一个巨大的标志，正在缓缓移动。屏幕上是太平洋的卫星海图，深蓝色的背景上标注着大陆的轮廓、岛屿的位置、国际日期变更线、各国的专属经济区边界。在那个画面的正中央，在北纬十度、东经一百四十度附近——落日计划原来的位置——那个标志已经不在那里了。它离开了。它正在向西移动。速度不快，在卫星图上几乎看不出它在动，但右下角的数据框里，经纬度的数字在一点一点地变化。每一秒都变一点，每一分钟都变一点，每一小时都变一点。从东经一百四十度到一百三十九度，从一百三十九度到一百三十八度。从北纬十度到十一度，从十一度到十二度。它在往西，往北。它在往龙国的方向移动。
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林岳峰没有说话。他只是坐在那里，面前那杯茶已经彻底凉了，茶叶沉在杯底，一动不动。方振国的手不搓了，指节僵在那里，白得没有血色。赵远航推了推鼻梁——那里什么都没有，他的眼镜早就不在了，但他的手指精准地落在了鼻梁上，像落在了一个他摸了无数次的、已经不存在了的开关上。
我盯着屏幕上那个红色的标志，看着它一点一点地、不可逆转地、像一颗被发射出去了就再也收不回来的炮弹，向龙国的方向移动。我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干涩的，沙哑的，像是被十一月的海风吹了一整夜之后发出来的声音。
“漂亮国想干嘛？过来不怕送死吗？”
林岳峰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屏幕上那个红色的标志，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久到方振国的手指又开始搓了起来，搓得比刚才更快，更用力，指节搓得咯咯响。
他开口了。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念一份天气预报，像在会议室里对着卫星照片讲解敌我态势，像在电话里对五角大楼的罗伯特·凯勒说“龙国不会接受一个由某个国家单方面控制的全球能源命脉”。但我听到了那种平静下面的东西。那不是平静，那是被压住了的、被锁死了的、被一层又一层的纪律和理性和“大局为重”裹住了的、不让它翻涌上来的——另一种东西。
“不知道。”
他停了一下。
“但是漂亮国有天幕。天幕一旦启动，龙国根本没有办法打进去。”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没有变，语调没有变，脸上的表情也没有变。但他的眼睛变了。那双在会议室里冷得像深海两千五百米以下的水的眼睛，此刻里面有东西在慢慢地、慢慢地结冰。不是那种从外面冻进去的冰，是从里面长出来的，从眼球的深处、从瞳孔的背后、从某一个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最冷的、最硬的、最不肯妥协的地方，长出来的冰。
我拍了一下桌子。手掌砸在深色的木质桌面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厚重的、像炮弹出膛之前的最后一声闷响。桌面上的水杯跳了一下，杯盖碰着杯沿，发出一声细碎的、清脆的、像冰裂开一样的声响。
“丧心病狂。”
这四个字从我牙缝里挤出来的时候，是热的。滚烫的。像一百三十六年前“龙鲸”号的鱼雷发射管打开时涌进来的那股海水，像致远号的主炮在甲午海战中连续发射了太多次之后、炮管烧得通红时的那种热。我的手还按在桌面上，掌心的皮肤被震得发麻，但我没有收回来。我就那么按着，按着那张冰冷的、深色的、映着日光灯惨白光芒的桌面，像按着一颗还在跳动的、滚烫的、不肯停下来的心脏。
林岳峰站了起来。他的椅子在地板上滑了一下，发出一声低沉的、短促的摩擦声。他走到屏幕前面，站在那个红色的、正在移动的标志旁边。他的影子投在海图上，投在太平洋的深蓝色背景上，投在那条从东经一百四十度到一百三十八度、从北纬十度到十二度的、正在向西、向北、向龙国方向延伸的路线上。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他的声音从屏幕前面传来，背对着我们，我看不到他的表情，只看到他的背影——笔直的，硬邦邦的，像一棵被种在这间会议室里的、不会弯的、但也没有叶子的树。
“也许他会在天津附近某个地方停下来。那里处于地震带，地壳最薄。”他的手抬起来，指在海图上的一个位置。那个位置离天津港不远，离我们第一次登上飞艇的码头不远，离致远号现在停泊的博物馆不远。那片海域的水不深，海底的地形他熟悉，赵远航熟悉，我也熟悉。一百三十六年前，“龙鲸”号从那里驶出去，驶向了黄海，驶向了甲午海战，驶向了一道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在哪里、由什么力量开启的传送门。
“这不是落日计划的问题了。这是侵犯主权。”他的声音终于有了起伏。不是那种大的、明显的、可以被称之为“愤怒”或者“激动”的起伏，而是一种微小的、几乎察觉不到的、像一根绷得太久的钢丝终于发出了一个它不该发出的、走调的、颤抖的音符。
“虽然漂亮国的天幕很贵，每一秒都是几百万美金。但是只要天幕不关，我们也束手无策。”他的手从海图上放下来，垂在身侧，手指微微蜷曲着，像刚才还抓着什么东西，但现在那东西已经不在了。
时间过得很快。
漂亮国人的落日计划，起初还是地平线上的一个小点。天津港的工人们最先发现的——那天清晨，在东边的海面上，在太阳刚刚升起来的地方，在金色的、温暖的、铺满了碎金一样的阳光的海天线上，有一个小小的、灰色的、像一根针尖一样的影子。他们以为是船，以为是远洋货轮的桅杆，以为是海市蜃楼，以为是自己的眼睛花了。但那不是船，不是桅杆，不是海市蜃楼，不是眼花。那是落日计划的钻探塔的塔尖。
它一天比一天大。第一天是一个针尖，第二天是一根火柴棍，第三天是一根铅笔，第四天是一根旗杆。站在天津港的码头上，不用望远镜，用肉眼就能看到它。灰色的，金属的，直直的，从海面上伸出来，伸向天空，像一根被钉在海底的、不会动的、不会弯的、不会倒的钢针。它的顶端有红色的航空警示灯，在夜晚的时候一闪一闪的，像一颗悬在海面上的、不会落下去的、冰冷的、红色的星。
现在，站在整个天津港，都能完整地看见那一根直冲几百米高的塔尖。不需要站在码头上，不需要站在防波堤上，不需要站在任何高处。站在街上就能看到。站在居民区的楼下就能看到。站在商场门口、站在学校操场、站在医院走廊的窗户前面——只要抬头往东边看，就能看到它。几百米高的塔尖，灰黑色的，在天空的背景下像一道被谁用铅笔狠狠地、用力地、画在纸上、画了就不打算擦掉的、粗重的、深深的线。塔身上有灯，白天不亮，到了晚上就亮起来，一排一排的，从塔底一直亮到塔顶，像一棵被放大了几万倍的、被种在海里的、不会结果的、只有钢筋和混凝土和金属的圣诞树。塔顶的那盏红灯在有节奏地闪烁，明，灭，明，灭，明，灭——像一颗还在跳动的、从太平洋中心被移植到了龙国家门口的、不肯停下来的心脏。
整个天津港都在看着它。码头的工人站在集装箱堆场旁边，仰着头，手搭在额头上，眯着眼睛看。渔船上的渔民站在船头，手里还攥着渔网，忘了撒。致远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站在那艘倾斜着的、沉默着的、一百三十六年前的铁甲舰的甲板上，站在那面还在飘动的龙旗下面，看着东边的海面上那个灰黑色的、几百米高的、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塔尖，没有说话。邓世昌站在新型战舰的舰桥上，那条战舰停泊在致远号旁边的码头上，他的新军装是深蓝色的，合身的，有军衔标识的，他的左腿不瘸了，走路、跑步、上下楼梯，和二十岁的年轻人没有任何区别。但此刻他站在那里，手扶着舰桥的栏杆，手指攥得很紧，指节泛白，他看着东边的海面，看着那个灰黑色的、直冲几百米高的塔尖，看着那盏在晨雾中还在有节奏地闪烁的红色的灯。他没有说话。他就那么站着，站在一条2130年的、深蓝色的、有相控阵雷达和垂直发射系统和电磁炮的龙国新型战舰的舰桥上，看着那个从太平洋中心一路移动过来的、在天津港的东边停下来的、处于地震带、地壳最薄的、漂亮国的落日计划的钻探塔，像一百三十六年前在致远号的舰桥上看着吉野号一样。
海面上没有风。但塔尖上的那盏红灯在闪。明，灭，明，灭，明，灭。（记住本站网址，Ｗｗｗ．WX52．info，方便下次阅读，或且百度输入“ xs52 ”，就能进入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