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落日计划开始了。
最开始是小规模的震动。天津港的水面在晃，不是那种风吹出来的波浪，是海底传上来的、从地壳深处一路穿透海水、撞在码头的钢筋混凝土桩基上的、低频的、沉闷的颤抖。停泊在港里的船在晃动，缆绳绷紧了又松开，松开了又绷紧，发出嘎吱嘎吱的、有节奏的、像**一样的声响。致远号博物馆的甲板上，那些被修补过的柚木地板在微微震动，那门305毫米主炮的炮管在炮塔上轻轻地、几乎看不到地晃着。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以为是风吹的，以为是旁边那艘拖轮经过时搅起的浪。但到了下午，震感明显了。办公室里的茶杯从桌面上滑下去，摔在地上，碎了。书架上的书一排一排地倒下来，像多米诺骨牌。墙上的裂缝从天花板一直延伸到了踢脚线，细长的，弯曲的，像一道一道被谁用刀划开的伤口。
没错，是地震。不是自然的地震。是落日计划在钻探。那根几百米高的钻探塔，那座从太平洋中心一路移动到龙国家门口的巨大的球形结构，那个漂亮国花了十年、两万亿美元建成的、可以从地核汲取热量的能量站——它在钻探。就在天津港东边的海面上，就在地震带最薄的那层地壳上，就在龙国家门口。它在往地壳深处钻，往地幔里钻，往地球的核心钻。它每钻一下，天津港就震一下。它每钻一下，那些百年老楼的墙体就多一道裂缝。它每钻一下，就有更多的玻璃窗被震碎，更多的瓦片从屋顶上滑落，更多的人从自己的家里跑出来，站在街道上，站在十一月的寒风里，站在自己住了几十年的、墙上有裂缝的、窗户没有玻璃的、不知道还能不能再住下去的房子前面，仰着头，看着东边海面上那个灰黑色的、几百米高的、塔顶的红灯还在有节奏地闪烁的落日计划。
地震越来越频繁。振幅越来越大。
从一天几次到一天几十次，从一天几十次到一个小时几次。震感从三级到四级，从四级到五级，从五级到——天津港的码头上裂开了几道口子，不是地面上的裂缝，是码头本身的结构在开裂。那些用钢筋混凝土浇筑的、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停过无数船、扛过无数浪、经历过无数次台风和潮汐的码头，在地震中像一块被用力掰的饼干，从中间裂开了。裂缝不宽，但很深，能看到里面的钢筋，扭曲的，断裂的，锈迹斑斑的，像被折断的肋骨。
不少房屋开始垮塌。老城区的那些砖混结构的楼房，那些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两千年代建起来的、没有抗震设计的、墙皮剥落的、窗户漏风的、住着老人和孩子和刚来天津打工的年轻人的楼房，在地震中一栋一栋地倒下去。不是那种轰然的、像定向爆破一样的、整整齐齐地倒，是那种——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像一个人站不住了、膝盖弯了、腰弯了、脖子弯了、最后整个人塌在地上——的那种倒。先是一道裂缝从墙角爬到屋顶，然后是几块砖从裂缝里掉出来，然后是整面墙往外鼓，然后是楼板往下沉，然后是灰尘从所有的缝隙里涌出来，灰色的，浓稠的，像一朵从地底下长出来的、有毒的、会吞噬一切的蘑菇云。灰尘散尽之后，那栋楼就不在了。只剩下一堆碎砖、断裂的楼板、扭曲的钢筋，和从废墟里伸出来的、一只手的形状。
百姓流离失所。天津港的广场上搭满了帐篷，蓝色的，绿色的，橙色的，密密麻麻的，像一片从地面上长出来的、五颜六色的、低矮的、临时的一样的蘑菇。人们在帐篷里生火做饭，在帐篷里给孩子喂奶，在帐篷里给老人喂药，在帐篷里裹着棉被、缩成一团、听着远处海面上传来的、每隔几个小时就会响一次的、沉闷的、像心跳一样的钻探声。有人坐在帐篷门口，望着东边海面上那个灰黑色的、几百米高的、塔顶的红灯还在有节奏地闪烁的落日计划，一动不动，一坐就是一整天。有人蹲在废墟旁边，用手扒着碎砖，扒着断裂的楼板，扒着扭曲的钢筋，指甲扒掉了，手指扒出了血，还在扒。有人站在码头上，看着那些裂开了的口子，看着那些扭曲的、断裂的、锈迹斑斑的钢筋，看着海面上那个越来越近的、越来越大的、越来越清晰的落日计划，不说话，也不走，就那么站着。
漂亮国全程开着天幕。那片半透明的、彩虹色的、能量护盾，从落日计划平台的边缘展开，像一把巨大的、倒扣着的、透明的伞，把整片海域都罩在了里面。龙国的战机无数次启动。歼击机从天津港附近的空军基地起飞，轰鸣声震得地面上的碎石都在跳。它们排成攻击队形，超低空飞行，贴着海面，朝落日计划的方向冲过去。然后天幕亮了。那片半透明的、彩虹色的护盾在天幕的边缘突然变得更加明亮，更加刺眼，像一堵被烧红了的、透明的、不可逾越的墙。战机发射的导弹撞在天幕上，炸开一团一团的橘红色的火光，然后消散了。战机发射的炮弹打在天幕上，溅起一片一片的银白色的火花，然后掉进了海里。战机本身不敢靠近——靠得太近的后果，他们见过。漂亮国测试天幕的时候，有一架无人机飞了进去，然后天幕的边缘能量波动了一下，那架无人机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巨手捏碎了一样，碎片从天上飘下来，像一场短暂的、金属的、闪着光的雨。
龙国的战机无法撼动它。一发导弹不行，十发也不行，一百发也不行。一枚炮弹不行，一千枚也不行。一架战机不行，一个编队也不行，整个空军也不行。天幕是漂亮国花了十年、两万亿美元建成的堡垒，它可以承受任何现有武器的攻击，它是漂亮的，它是不朽的，它是——锁住龙国的最后一把锁。
而且它离天津港越来越近。落日计划不只是在地震带上钻探，它本身也在移动。缓慢的，不可逆转的，像一颗被发射出去了就再也收不回来的炮弹。从东经一百四十度到东经一百三十八度，从东经一百三十八度到东经一百三十五度。从北纬十度到北纬十二度，从北纬十二度到北纬十五度。它在向西，向北。它在向天津港的方向移动。它每移动一寸，天幕就跟着移动一寸。它每移动一尺，龙国战机可以活动的空域就缩小一尺。它每移动一海里，天津港广场上的帐篷就多几十顶，废墟就多几堆，站在码头上望着海面的人就多几百个。
直到那天。
我和赵远航驾驶着现代飞龙核潜艇，在天幕外围待命。邓世昌也在船上。他站在指挥舱里，穿着新式的、深蓝色的、合身的龙国海军作训服，肩上没有军衔，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谁。他的左腿不瘸了，航母上的军医给他做了手术，换了人工关节，术后康复训练做了三个月，现在走路、跑步、上下楼梯，和二十岁的年轻人没有任何区别。但他站在飞龙号的指挥舱里，手扶着潜望镜护罩的时候，那个姿势——左手扶着护罩，右手垂在身侧，下巴微收，目光从潜望镜的目镜上移开，转向海图桌——和一百三十六年前在致远号的舰桥上一模一样。
飞龙号在待命。潜艇悬浮在天幕外围的深水区，深度一百二十米，航速三节。声纳在监听，雷达在扫描，武器系统在预热。鱼雷发射管里装填着六枚重型鱼雷，导弹发射井里十二枚潜射导弹的制导系统已经全部启动，战斗部的引信已经从“保险”拨到了“待发”。指挥舱里红灯闪烁，仪表盘上的数据在跳动，空气里弥漫着机油和金属的冷涩气味。赵远航站在反应堆控制台前，手指搭在触摸屏上，眼睛盯着屏幕上那些跳动的数字——堆芯温度，冷却剂流量，蒸汽压力，螺旋桨转速。一切都正常。一切都在待命。一切都在等。
一瞬间。只有那一瞬间。天幕熄灭了。
不是那种慢慢暗下去的、像日落一样的熄灭。是那种——像一盏灯被拔掉了插头、像一台电视被切断了电源、像一堵墙在眨眼之间消失了——的熄灭。那片半透明的、彩虹色的、笼罩着整片海域的能量护盾，在那一瞬间，从东边开始，然后是西边，然后是北边，然后是南边，像一块被从中间抽走了骨架的绸缎，软塌塌地、无声无息地、从天空中坍塌了下来。天幕的边缘卷曲着，收缩着，退回了落日计划平台顶端的发射器中。海面上空了。天空中了。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那根几百米高的钻探塔，灰黑色的，孤零零地立在海面上，塔顶的红灯还在闪。明，灭，明，灭，明，灭。
或许是设备故障。或许是能量波动。或许是落日计划成功了——它钻透了地壳，钻进了地幔，钻到了地球的核心，那根能量柱已经不再需要天幕的保护，因为它本身已经成为了比天幕更强大的、更不可摧毁的、更让这个世界恐惧的东西。总之，在那一瞬间，天幕熄灭了。
我当机立断。没有犹豫，没有请示，没有思考——不，思考了，但那个思考的时间短得可以忽略不计。短得像一百三十六年前在“龙鲸”号的指挥舱里，声纳员报告“鱼雷来袭”时，我喊出“发射干扰弹”的那一瞬间。短得像在清源山寺庙的大殿里，沈敬尧的枪口对准我的眉心时，我身体本能地往旁边闪的那一瞬间。短得像在天津港的码头上，林岳峰问“你们需要什么”时，我嘴里蹦出“一艘潜艇”的那一瞬间。
“全速前进。目标落日计划平台。所有武器系统，解锁。”
飞龙号冲了进去。核反应堆的功率在几秒内提到了百分之一百一十，螺旋桨转速飙升，潜艇像一头被激怒了的、从深海中冲出来的巨兽，撕开海水，劈开波浪，朝落日计划的方向冲去。一百二十米的深度到潜望镜深度，只用了不到二十秒。潜望镜伸出海面的时候，我看到了那根塔尖——灰黑色的，几百米高的，近得像是伸手就能摸到。塔身上的灯一排一排地亮着，从塔底一直亮到塔顶，在清晨的灰蒙蒙的天色中像一棵被点亮的、巨大的、诡异的圣诞树。塔顶的红灯还在闪。明，灭，明，灭，明，灭。像一颗还在跳动的、不会停下来的心脏。
一瞬间。天幕再次启动。
不是从边缘开始展开的，是从落日计划平台顶端的发射器中直接喷出来的——像一堵墙从天上砸下来，像一道闸门从海面上升起来，像一把刀从我们头顶劈下来。那片半透明的、彩虹色的能量护盾，在那一瞬间重新笼罩了整片海域。我们的潜艇刚刚冲进去，刚刚越过天幕的边缘，刚刚看到那根塔尖近在眼前——然后天幕在我们身后合拢了。
飞龙号险些被劈成两段。不是夸张。是字面意义上的——险些被劈成两段。天幕的边缘从潜艇的尾部切过去的时候，那个声音——那种能量场切割金属的声音——不是用耳朵听到的，是用身体感受到的。从脊椎传到大脑，从大脑传到心脏，从心脏传到每一寸皮肤、每一块肌肉、每一根骨头。像被一把看不见的、没有厚度的、比任何刀都锋利的刀，从后往前，划了一下。潜艇的外壳在那一瞬间发出了一声尖叫——金属的、高频率的、像被掐住了喉咙的、尖叫。仪表盘上的应力数据疯狂跳动，红色的数字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乱窜。尾舵失灵了，左舷的压载水舱在漏水，三号鱼雷发射管的外壳出现了微小的裂缝。
但飞龙号还在前进。核反应堆没有停，螺旋桨还在转，潜艇还在朝落日计划平台的方向冲。冲过天幕合拢之前的那道缝隙，冲进那片被天幕封锁的、漂亮国花了十年建成的、谁也别想出去、谁也别想进来的海域。
我驾驶着飞龙号全力向着落日计划的平台冲去。深度潜望镜深度，航速三十五节，方向正东，目标距离——从屏幕上那个不断缩小的数字来看，不到十海里。十海里。九海里。八海里。七海里。潜望镜里的塔尖越来越大，越来越粗，越来越近，近到能看清塔身上的焊缝、铆钉、检修平台和爬梯。近到能看清平台边缘那些密密麻麻的防空炮和导弹发射架。近到能看清那些在平台上跑来跑去的、穿着漂亮国军装的、蚂蚁一样小的士兵。
“导弹准备。鱼雷准备。所有武器系统，进入最后发射程序。”
赵远航的手指在武器控制面板上飞速跳动。导弹发射井的舱盖打开了，鱼雷发射管的前盖打开了，制导系统的目标数据已经装订完毕，引信已经从“待发”拨到了“ armed”。只需要我的一个口令，十二枚潜射导弹和六枚重型鱼雷就会在一分钟内全部发射出去，把落日计划平台从海面上彻底抹去。
然后，就在我们预热的时候，一股强大的力量——看不见也摸不着，可是它来了。
不是爆炸。不是冲击波。不是任何物理意义上的、可以用仪器测量、可以用数据描述、可以用语言定义的力量。它是一种——场。一种从落日计划平台的核心、从那个钻透了地壳、钻进了地幔、钻到了地球核心的巨大的球形结构中，发射起来的、无形的、无色的、无味的、无声的、但每一个在它范围内的人都能感受到的、从骨头缝里、从血液里、从每一个细胞的核心里往外渗的——场。
一瞬间。潜艇瘫痪了。
不是慢慢地失去动力，不是系统一个一个地报错，不是仪表盘上的数据一个一个地归零。是——一瞬间，所有系统同时失灵。核反应堆的堆芯温度读数归零了，冷却剂流量归零了，蒸汽压力归零了，螺旋桨转速归零了。导弹发射井的舱盖关闭了，鱼雷发射管的前盖关闭了，制导系统黑屏了，武器控制面板上的所有指示灯同时熄灭。声纳不响了，雷达不转了，通信频道里只剩下白噪音，像一百三十六年前“龙鲸”号穿越传送门时耳机里传来的那种、从四面八方同时涌来的、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直接在大脑深处响起的轰鸣。
飞龙号就像一个被抽走了魂的人，在水里打转。螺旋桨不转了，舵面卡住了，压载水舱的阀门打不开了。潜艇失去了所有的动力、所有的控制、所有的方向。它在水里翻滚着，倾斜着，打着转，像一片被卷进了漩涡的、没有舵的、没有桨的、没有帆的、只能随着水流上下沉浮的落叶。
所有系统失灵。我看着那些预热的导弹和鱼雷——那些已经打开了发射井舱盖的、已经打开了鱼雷发射管前盖的、已经装订好目标数据的、引信已经从“待发”拨到了“armed”的、只差我一个口令就可以把落日计划平台从海面上彻底抹去的导弹和鱼雷——在武器控制面板上，它们的指示灯全部熄灭了。像一排被同时掐灭了的心脏。
撤离。立刻撤离。
我的声音在指挥舱里炸开。声嘶力竭，不是那种用嗓子喊出来的声嘶力竭，是那种——从胸腔最深处、从横膈膜的极限、从肺泡的最后一丝空隙里，被挤压出来的、滚烫的、像岩浆一样的声嘶力竭。赵远航的手在逃生舱的启动面板上砸了一下，又砸了一下，又砸了一下。第三下的时候，面板亮了。绿色的，应急的，逃生舱脱离程序的最后确认界面。
还是竞赛。不是赛跑的那种竞赛，是那种——在潜艇已经瘫痪了、在所有的系统都已经失灵了、在不知道那一股无形的力量会不会在下一秒把整艘潜艇捏碎的时候，手指和死神之间的竞赛。赵远航的手指在面板上按下了最后一道确认指令。逃生舱的卡榫松开了。飞龙号的艇身在我们脚下猛地一震，逃生舱从潜艇的背部弹射出去，像一颗被从枪膛里射出去的子弹，撕开海水，朝海面冲去。
逃生舱脱离潜艇的那一刹那，我回头看了一眼。透过逃生舱尾部那扇小小的、圆形的、防弹的玻璃窗，我看到飞龙号——那艘现代化的、比“龙鲸”号先进不知道多少倍的、我和赵远航和邓世昌一起驾驶着冲进天幕的核潜艇——被撕成了碎片。不是慢慢地沉下去，不是爆炸，不是燃烧。是——被撕开。被那股无形的、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从落日计划平台的核心发射的力量，像撕一张纸一样，从中间撕开了。艇身断成两截，碎片从断裂处飞溅出来，在海水里翻滚着、旋转着、下沉着。核反应堆的堆芯在最后关头自动关闭了，没有泄漏，没有爆炸，只是沉默地、黑暗地、随着那些碎片一起，沉入了这片被天幕封锁的、漂亮国花了十年建成的、龙国潜艇冲进来了但没能活着出去的深海。
来到海面上。逃生舱浮起来了，在海浪中上下起伏，像一个被遗弃的、橘红色的、圆形的浮标。舱门被从里面推开，十一月的海风灌进来，冷得像刀子。我爬出来，站在逃生舱的顶部，浑身湿透，军装贴在身上，头发滴着水。赵远航在我旁边，他的左臂还是不怎么动，但右手撑着舱门边缘，把自己拽了出来。邓世昌最后一个出来，他站在逃生舱的顶部，新式的、深蓝色的、合身的龙国海军作训服湿透了，贴在身上，领口敞开着，露出消瘦的锁骨。他的左腿不瘸了，但此刻他在发抖——不是冷的抖，是另一种抖。他看着远处的天幕，看着那片半透明的、彩虹色的、把整片海域罩在里面的、把落日计划平台锁在里面的、把龙国战机挡在外面的、把天津港的一部分居民区也照了进去的、巨大的、倒扣着的、透明的碗。
远远地看去，天幕已经覆盖到了天津港。它的边缘从海面上延伸出去，越过了防波堤，越过了码头，越过了那些裂开了口子的、钢筋扭曲的、断裂的码头，越过了广场上那些蓝色的、绿色的、橙色的帐篷，越过了那些倒塌的、半倒塌的、墙上有裂缝的、窗户没有玻璃的楼房，越过了站在废墟旁边用手扒着碎砖的人、蹲在帐篷门口望着海面的人、站在码头上看着裂缝和钢筋不说话也不走的人。天幕的边缘停在了居民区的某一条街道上。那一条街，一边是天幕里面，一边是天幕外面。天幕里面的人出不去了。他们站在天幕的边界线上，伸手摸那片透明的、彩虹色的、像玻璃一样坚硬又像水一样柔软的能量护盾。有人拍打着它，喊着什么，但声音传不出来。有人坐在地上，背靠着天幕的边缘，仰着头，看着天空，看着那片被天幕过滤过的、变成了彩虹色的、陌生而诡异的天空。有人站在天幕里面，看着天幕外面的人。有人站在天幕外面，看着天幕里面的人。
远远地看着我们。他们的脸在天幕的彩虹色的光线下模糊不清，看不清表情，看不清眼神，看不清他们是在哭还是在笑还是在发呆还是在看着海面上这个橘红色的、小小的、圆形的、从海底浮上来的逃生舱，看着逃生舱顶部站着三个浑身湿透的人，看着那三个人的脸上全是水，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汗水。我站在逃生舱的顶部，看着天幕，看着天幕里面那些模糊的、看不清表情的、出不去了的人。我不敢想他们心里在想啥。被自己的国家挡在了天幕外面，被漂亮国的能量护盾关在了里面，站在自己住了几十年的街道上，站在自己亲手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房子前面，站在自己每天早晨去买菜、每天傍晚去遛弯、每个周末带着孩子去放风筝的那条街上，然后一抬头，天幕落下来了。出不去了。不是暂时的出不去，是——只要漂亮国不关天幕，只要落日计划还在运转，只要那座能量站还在从地球的核心汲取热量，就永远出不去了。
我不敢看他们。我把目光从那条街上移开，从天幕的边缘上移开，从那些模糊的、看不清表情的、站在自己家门口却回不了家的人的脸上移开。我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看着逃生舱顶部湿滑的、橘红色的、印着“龙国海军”四个字的金属表面，看着滴在上面的水，分不清是海水还是汗水还是——
救生艇就这样缓缓地往天津港开。不是机动救生艇，是手划的。逃生舱上配备的那艘小小的、折叠的、橡皮的救生艇，用桨划，一下，一下，又一下。海面上没有风，但浪很大，是落日计划钻探引起的地震波传到海面上，变成了一波一波的、不高但很急的、像心跳一样的浪。救生艇在浪尖上被抛起来，在浪谷里被摔下去，每一下都发出沉闷的、湿漉漉的、像拍打一样的声响。赵远航坐在我对面，手里攥着桨，他的左臂还是不怎么动，只有右臂在划，每划一下，身体就往左边歪一下，然后坐直，再划一下，再歪一下。他的脸上全是水，头发贴在额头上，顺着眉骨往下淌，流过眼角，流过颧骨，流过嘴角。他看着我。他的眼睛是红的，不是哭的红，是被海水泡的、被海风吹的、被十一月的寒冷冻的红。但他的眼神是平静的，平静得像一百三十六年前在“龙鲸”号的指挥舱里，反应堆控制台前，盯着那些跳动的数字时的平静。
我看着赵远航。我的脸上也全是水。从额头上淌下来的，从眼角渗出来的，从鬓角滑下来的，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汗水。也许都有。也许都不是。也许只是海水——从海里被捞起来的时候沾在脸上的、被浪花溅到脸上的、被海风吹到脸上的、咸涩的、冰冷的、永远不会干的海水。
救生艇在浪尖上又被抛起来了一次，又摔了下去。天津港的轮廓在视线里一点一点地变大。码头上那些裂开的口子，那些扭曲的、断裂的、锈迹斑斑的钢筋，那些倒塌的、半倒塌的、墙上有裂缝的楼房，广场上那些蓝色的、绿色的、橙色的帐篷，天幕边缘那条模糊的、看不清表情的、站满了人的街道。一切都在变大，变近，变得清晰。变得触手可及。
我冷静地说了一声。声音不大，但在海浪声、风声、桨声、心跳声的包围中，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像一枚钉子，被锤子狠狠地、稳稳地、不偏不倚地，扎进了救生艇里这十几个人之间的、湿漉漉的、咸涩的、冰冷的空气中。
“还打吗？”
赵远航的桨停了一下。不是那种被吓到了的停，是那种——在听到了一个他早就知道会来、但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的、需要他回答、但他需要时间想一想怎么回答的问题时，手里的桨本能地、下意识地、停在了半空中。然后他继续划。一下，一下，又一下。他的左臂还是不怎么动，只有右臂在划，每划一下，身体就往左边歪一下，然后坐直。
“继续打？我们没船了。”他的声音从对面传过来，被海风吹散了一半，但剩下的那一半足够我听清楚。平静的，像在念一份技术报告。但那份技术报告的最后一行，是一个**，不是问号。
我看着他。救生艇在浪尖上又被抛起来了一次。天津港的轮廓在我的视线里晃了一下，码头上那些站着的人，那些模糊的、看不清表情的、站在天幕边缘的人，在那一瞬间变得清晰了。只是一瞬间。然后救生艇又摔了下去，那些人的脸又模糊了。
“不。我们还有船。”
话音刚落，天津港的码头上，在那个裂开了口子的、钢筋扭曲的、断裂的码头上，在那片蓝色的、绿色的、橙色的帐篷旁边，在那条天幕边缘的、站满了人的街道的前面——两艘船出现了。不是从海面上开过来的，是停在那里的，一直停在那里的，从我们出发之前就停在那里的，从几个月前、几年前、从一百三十六年前就停在那里的。
“龙鲸”号。黑色的，流线型的，没有桅杆没有烟囱没有火炮的核潜艇。指挥台围壳上有一个小小的、圆形的、可以打开和关闭的舱门。它的外壳上有被海水浸泡了几十年的痕迹，有被鱼雷命中过的、被修补好的疤痕，有被一百三十六年前的那道传送门带走的、又被带回来的、谁也无法解释的、刻在金属深处的纹路。它静静地浮在码头上，像一头沉睡了几十年、终于被什么声音唤醒了的、还在揉眼睛的、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醒来的巨兽。
致远号。黑色的，冒着黑烟的，挂着龙旗的铁甲舰。舰艏有撞角，舰舷有炮门，舰桥是木质的，舵轮是铜制的。它的甲板上站着水兵，穿着蓝色的、褪了色的、打着补丁的北洋水师军装。有人靠在船舷上，有人坐在弹药箱上，有人蹲在炮塔旁边。他们的脸上有硝烟的痕迹，有海水的盐渍，有疲惫的、凹陷的、但还睁着的眼睛。他们看着海面上那艘小小的、橘红色的、正在往码头方向划来的救生艇，看着救生艇顶部那三个浑身湿透的人，看着那条被落日计划的天幕封锁了的、被漂亮国海军占领了的、被地震和钻探和能量护盾搅得面目全非的、但还在那里的海。
“龙鲸”号和致远号并排停在一起。一艘来自2089年，一艘来自1894年。一艘是核潜艇，一艘是铁甲舰。一艘被改造成了博物馆，一艘也被改造成了博物馆。它们在2130年的天津港码头上，在落日计划的天幕边缘，在那些裂开了口子的、钢筋扭曲的、断裂的码头旁边，在那些蓝色的、绿色的、橙色的帐篷前面，在那些站在天幕边缘的、出不去了的人的目光中，静静地浮在水面上。扎眼一看，以为又到了甲午海战。
邓世昌站在救生艇上，浑身湿透，作训服贴在身上，领口敞开着，露出消瘦的锁骨。他看着致远号。看着那艘他以为再也见不到的、被改造成了博物馆的、但此刻正浮在天津港码头上的、冒着黑烟的、挂着龙旗的船。他的左腿不瘸了，但他在发抖。不是冷的抖，不是怕的抖，是那种——一个在海上漂泊了一辈子的人，终于看到了岸、看到了家、看到了那艘他以为永远沉入了黄海海底的船时，身体会自己抖的那种抖。
他笑了。不是那种无声的微笑，不是那种克制的、嘴角微微上扬的笑。是那种——从胸腔最深处爆发出来的、毫无顾忌的、像一百三十六年前在致远号的舰桥上、在炮弹横飞的黄海海面上、在冲向吉野号的那一刻——他发出的那种笑。大声的，沙哑的，带着一百三十六年的海水和硝烟和鲜血的、被时间磨砺过的、但依然滚烫的、依然年轻的、依然不肯熄灭的笑。
赵远航看着我。他的左臂还是不怎么动，但他的右手松开了桨，桨在救生艇的船舷上磕了一下，发出一声清脆的、木质的、像敲门一样的声响。他的脸上全是水，头发贴在额头上，顺着眉骨往下淌，流过眼角，流过颧骨，流过嘴角。他的嘴角在动。那个弧度，在天津港十一月的、灰蒙蒙的、被天幕的彩虹色光照亮了的天空下，在救生艇的摇晃和海浪的拍打声中，在致远号的黑烟和“龙鲸”号的沉默里——那个弧度，是笑的弧度。
我看着赵远航，看着邓世昌，看着致远号甲板上那些穿着蓝色军装的、打着补丁的、瘦削的、沉默的但此刻也在笑的水兵，看着“龙鲸”号指挥台围壳上那个小小的、圆形的、可以打开和关闭的舱门——那个舱门我打开过，一百三十六年前，在黄海深处，在传送门开启之前的那一刻，我从那个舱门爬出去，站在“龙鲸”号的脊背上，海风灌进我的领口，冰冷刺骨。
我也笑了。我们都在笑。救生艇上的人在笑，致远号甲板上的人在笑，“龙鲸”号沉默的、黑色的、流线型的艇身也在笑——不，它不会笑，但它在水面上轻轻地晃了一下，缆绳绷紧了又松开，松开了又绷紧，发出嘎吱嘎吱的、有节奏的、像心跳一样的声响。
我们全都笑了。（记住本站网址，Ｗｗｗ．WX52．info，方便下次阅读，或且百度输入“ xs52 ”，就能进入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