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被告席

    1882年2月,维也纳

    起诉来得比预想的快。

    工厂主协会雇了一个维也纳最好的律师——赫尔曼·韦斯特,一个五十多岁的秃顶男人,说话慢条斯理,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他曾在好几起诽谤案中为原告赢得巨额赔偿,号称“不败的韦斯特”。费舍尔看到原告律师的名字时,脸色沉了下来。

    “这个人很难对付。”他对伊洛娜说,“他不讲道理,只讲法律。法律上,你确实写了‘工人的肺烂了’。这句话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工厂主故意造成的。”

    “我有医院的诊断书。”

    “诊断书只能证明肺烂了,不能证明是谁的责任。”

    “我有工人的证词。”

    “工人的证词,法官可以采信,也可以不采信。韦斯特会说工人‘受你煽动,作伪证’。”

    伊洛娜沉默了。她知道费舍尔说得对。法律不是讲理的地方,法律是讲证据和程序的地方。她有证据,但程序上,韦斯特可以把她的证据一个一个地打掉。

    “你打算怎么办?”费舍尔问。

    “出庭。说清楚。”

    “你说不清楚。法庭上,不是谁声音大谁赢。”

    “那谁赢?”

    “谁证据硬谁赢。”

    伊洛娜走回自己的办公桌,坐下来,把抽屉里的证据全部翻出来——医院的诊断书、工厂的通风记录、工人的证词。她一份一份地看,用红笔标出每一个日期、每一个数字、每一个签名。她要把它们整理成一份无可辩驳的档案。

    卡尔打电话来。

    “伊洛娜,我帮你请一个律师。”

    “不用。我自己来。”

    “你自己来?你不是律师。你不懂法律。”

    “我懂事实。事实比法律大。”

    卡尔叹了口气。“伊洛娜,你太倔了。”

    “不是倔。是不想欠人情。”

    “这不是人情。这是帮你活下来。你输了,要赔钱。赔不起,要坐牢。坐牢了,你还怎么写?”

    伊洛娜握着听筒,没有说话。

    “伊洛娜,”卡尔说,“律师我已经请了。他叫弗里茨·诺伊曼,维也纳最好的民法律师。他不要钱。他说他读过你的文章,他支持你。”

    伊洛娜的眼泪掉了下来。她没有擦,让它流。

    “卡尔,谢谢你。”

    “不客气。”

    弗里茨·诺伊曼第二天就来了。他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瘦高个,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说话很快,像一把机关枪。他花了两个小时看完伊洛娜的证据,然后靠在椅背上,摘下眼镜,擦了擦。

    “拉科齐小姐,您的证据很充分。但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些证据只能证明工人的肺烂了,不能证明是工厂主故意不装通风设备导致的。韦斯特会说,工厂主不知道通风设备有用,或者买不起。”

    “他们买得起。他们买了别墅。”

    “别墅不是证据。别墅只能证明他们有钱,不能证明他们知道通风设备有用。”

    伊洛娜沉默了。她知道诺伊曼说得对。

    “那怎么办?”她问。

    “找一个人。一个工厂里的技术人员,懂通风设备的。让他出庭作证,证明工厂主知道通风设备有用,但故意不装。”

    “我认识一个人。他叫埃里希·迈尔,是纺织厂的工程师。他给我提供过通风记录。他可能愿意作证。”

    “你联系他。我准备传票。”

    伊洛娜拿起电话,拨了迈尔的号码。电话响了很多声,没有人接。她又拨了一次。这一次,有人接了,但对方没有说话。

    “迈尔先生?我是伊洛娜·拉科齐。”

    沉默。

    “迈尔先生?”

    “拉科齐小姐,我不能作证。”他的声音很低,像是在怕被人听到。

    “为什么?”

    “因为老板知道了。他说,如果我作证,就开除我。我一家四口,靠我吃饭。”

    伊洛娜握着听筒,沉默了几秒钟。

    “迈尔先生,我理解。您不用作证。我找别人。”

    “对不起,拉科齐小姐。”

    “不是您的错。”

    她挂了电话,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天快黑了,路灯还没亮,街道上一片昏暗。

    诺伊曼看着她。“他不愿意?”

    “不愿意。他怕被开除。”

    “那就找别人。工厂里不止他一个工程师。”

    伊洛娜点了点头。她拿起电话,开始一个一个地打。打了十几个,没有人愿意作证。有的直接挂断,有的说“你打错了”,有的说“我不认识你”。

    诺伊曼叹了口气。“拉科齐小姐,没有证人,您的证据就是一堆纸。韦斯特会一个一个地撕碎。”

    “那就让他撕。撕碎了,我再粘起来。”

    诺伊曼看着她,沉默了几秒钟。“您跟你父亲一样。”

    “您也认识我父亲?”

    “不认识。但韦伯说过。他说你父亲是个固执的人。你也是。”

    伊洛娜没有回答。她把那些证据摞好,放回抽屉里。

    “诺伊曼先生,开庭是哪天?”

    “三月一日。”

    “还有三周。三周内,我会找到证人。”

    诺伊曼站起来,伸出手。“我信您。”

    伊洛娜握了握。“谢谢。”

    的里雅斯特,炮台。

    保罗的飞机飞了一百五十米。

    他把机翼的蒙布换成了更轻的帆布,从马尔科那里弄来的。机身的纵梁换成了竹子的,比松木轻三分之一。螺旋桨换成了四片叶片的,用最轻的巴沙木削成——雅各布攒了三个月的钱,从意大利的一个木材商那里买来的。

    飞机从山坡上滑下去,飞过了一百二十米线,又飞过了红旗——一百五十米。落在地上,滑了一段,停了。

    施密特跑过去,把红旗插在一百五十米的地方。“一百五十米!下次要飞两百米!”

    保罗从座位上跳下来,走到飞机前面,用手抚摸着机翼。蒙布在阳光下闪着白色的光,木骨架的形状清晰地透出来。

    “科恩先生,一百五十米。”

    雅各布走过来,站在他旁边。“嗯。一百五十米。”

    “还有八百五十米。”

    “不急。慢慢来。”

    “我急。”

    “急也没用。飞机不是你急就能飞远的。”

    保罗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上全是茧子和胶水渍,指甲缝里嵌着木屑。

    “科恩先生,您说,我能飞过海吗?”

    “能。但你的飞机太小。风会把它吹偏。”

    “那就做大一点。做翼展十米的。”

    “十米?那是大飞机了。”

    “大飞机才能飞远。”

    雅各布想了想。“你先飞到五百米。五百米了,再做大的。”

    “五百米。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保罗伸出手。雅各布握住了。

    维也纳,伊洛娜的公寓。

    二月中旬,伊洛娜找到了一个证人。

    他叫弗朗茨·约德尔,是玻璃厂的一个老技工,干了三十年,退休了。他认识伊洛娜采访过的那些工人,也认识那些工厂主。他说他愿意作证。

    “我不怕被开除。我已经退休了。”他在电话里说,“我只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保护我的家人。我怕他们报复。”

    “我会的。我请律师帮您申请证人保护。”

    “好。那我作证。”

    伊洛娜把约德尔的联系方式给了诺伊曼。诺伊曼第二天就去了约德尔家,做了详细的笔录。约德尔说,工厂主们早就知道通风设备有用,但嫌贵,一直拖着不装。他说,有一年夏天,一个工人晕倒在车间里,医生说是缺氧。工厂主说,“让他休息一下,明天继续。”

    诺伊曼把笔录整理好,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

    韦斯特很快做出了反应。他申请法院驳回约德尔的证词,理由是“退休工人,记忆力衰退,证词不可信”。

    诺伊曼反驳:“约德尔先生退休不到一年,记忆力正常。他的证词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应当采信。”

    法官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胖老头,姓霍夫曼,说话慢吞吞的,但眼神很锐利。他听了双方的辩论,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证词有效。可以采信。”

    韦斯特的脸色变了。但他没有慌。他知道,这只是第一回合。还有第二回合,第三回合。

    伊洛娜坐在旁听席上,握着拳头。她的手心全是汗。

    莱奥坐在她旁边。他从的里雅斯特请假来了——这一次,上面批了。不是因为他的理由充分,而是因为施密特帮他说了谎。施密特对上面说,“莱奥的母亲病了,需要他照顾。”上面信了。

    “你紧张吗?”莱奥低声问。

    “不紧张。”

    “你在撒谎。你的手在抖。”

    伊洛娜把手放在膝盖上,压住。“好了,不抖了。”

    莱奥伸出手,握了握她的手。她的手很凉,但很稳。

    “伊洛娜,”他说,“不管结果如何,我在这里。”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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