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阿希姆那边把文件看完之后，把它搁在桌面上。
他的手搁在文件上，手指头按着纸面，按了很久。
文件上的字他每一个都认得，每一条他都看得懂，每一条都跟他有关。
他把文件合上，放进公文包里，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仍旧是一月的灰白色，跟他三天前看的一模一样。
约阿希姆站在窗前，把手插在口袋里。口袋里有一盒烟。
他把烟摸出来，抽出一根，点着了。
他抽了一口，把烟从嘴里吐出来。
烟在冷空气里散开，很快就没了。
约阿希姆把烟抽完，烟蒂摁灭在窗台上，收进口袋里。
然后他回到桌前，坐下来，把公文包打开，把那份文件重新拿出来，又看了一遍。
看第二遍的时候，他的手不抖了。他看得很慢，像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完最后一行，他把文件合上，搁在桌角。然后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对面是监察部的接待室。他说了一句话：
“我是州工业委员会的约阿希姆·克伦茨。
我申请跟监察部的同志谈一谈。
关于我自己的问题。”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钟，然后接待员说了一句话：
“克伦茨同志，你的申请我们会登记。
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约阿希姆把电话挂了，坐在椅子上，看着桌上的文件。
他知道“另行通知”是什么意思。他在体制内待了十几年，他知道“另行通知”就是“等着”。
等监察部把材料整理好，等他们把线连起来，等他们把网织完。
等到那时候，他就不是“主动交代”了，是“被揪出来”。
这两者的区别很大。前者可能保住一条命，后者什么都保不住。
约阿希姆觉得不能再等了，他必须主动出击。
当天下午，他开始打电话。
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州工业委员会的老主任——一个快退休的老干部，跟弗里德里希·施特恩是老战友。约阿希姆在电话里说想登门拜访。
老主任说：
“最近身体不好，不见客。”
电话挂了。
第二个电话打给了州人事局的一个副局长，那是他岳父的老部下。
副局长听完了他的来意，说了一句话：
“克伦茨同志，这件事我帮不了你。
文件刚下来，谁也不敢动。
你找别人吧。”
电话又挂了。
第三个电话打给了埃森市工业局的老局长，那是他当年提拔他的人。
老局长说：
“约阿希姆啊，你的事我听说了。
但我现在退休了，说话不管用了。
你自求多福吧。”
约阿希姆把电话搁下，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
他打了十几个电话。十几个电话，没有一个人愿意见他。
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说话。
没有一个人愿意帮他。
那些以前逢年过节给他送礼的人，那些以前请他吃饭喝酒的人，那些以前拍着他肩膀说“有事找我”的人——全都不见了。
他们不是不知道他出了事，他们知道，他们比谁都清楚。
文件下来之后，他们第一时间就把跟他有关的字条烧了，把跟他有关的记录删了，把跟他有关的联系断了。
他们比他更早地跟他划清了界限。
因为文件里写了——推荐人、批准人、打招呼的人，一并追究。
谁帮他，谁就是他的同案犯。
没有人愿意当同案犯。
约阿希姆坐在椅子上，把双手搁在桌面上，手指头交叉着，攥得很紧。
他的脑子里在转。
他在想还有谁可以找。
他的关系网里还有谁没打过电话。
他把名字过了一遍又一遍——州里的、市里的、企业里的、部队里的。
他想起一个人。
一个在驻军后勤部当处长的人，是他以前帮过忙的，他帮那个人调过一批物资。
他拿起电话，拨了号码。
对面接起来，他刚说了一句“我是约阿希姆”，对面就把电话挂了。
他再拨，占线。
他再拨，还是占线。
他把电话搁下，不再拨了。
他坐在椅子上，坐了很久。
窗外的天慢慢暗下来，办公室里的灯他没有开。
他坐在黑暗里，面前是那份摊开的文件，文件的白色封面在昏暗中泛着一层微光。
他知道自己完了。
他的关系网已经断了。
他的保护伞已经没了。
他的岳父——弗里德里希·施特恩——是他最后的依靠。
但岳父这个人，他一向摸不透。
岳父一辈子刚正不阿，从来没有为家人谋过私利。
约阿希姆不知道自己干了这些事之后，岳父会怎么看他。
约阿希姆害怕。但他没有别的选择了。
那天晚上，约阿希姆回到家里，把情况跟妻子玛尔塔说了。
玛尔塔听完之后，坐在椅子上，很久没有说话。
她看着约阿希姆的脸，看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话：
“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搞那些事。
你不听。”
约阿希姆说：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你得帮我。
你得跟你父亲说。
只有他能帮我。”
玛尔塔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
“我跟你去。
但我不替你说话。
你自己跟他说。”
第二天上午，约阿希姆和玛尔塔坐电车去了埃森。
弗里德里希·施特恩住在老工人区的一栋旧楼里，三楼，没有电梯。
约阿希姆扶着楼梯扶手往上爬，腿有点软。
他走到门口，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弗里德里希的老伴，八十岁了，腰弯着，看到女儿和女婿来了，先是一愣，然后侧身让他们进去。
弗里德里希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面前搁着一杯茶和一份报纸。
他抬起头来，看到约阿希姆，点了点头，说了一句：
“来了，坐。”
约阿希姆在沙发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
玛尔塔站在旁边，没有坐。
约阿希姆把文件的事说了一遍——监察部在查他，中央下发了新文件，文件里写着要清查裙带关系和经济问题。
他说得很详细，把该说的都说了，包括他提拔过哪些人，帮过哪些人，收过哪些东西。
他没有隐瞒。
他知道在岳父面前隐瞒没有用。
弗里德里希听完之后，把报纸搁在茶几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给自己留时间。
他放下茶杯，看着约阿希姆，问了一句话：
“你收了钱没有？”
约阿希姆说：
“没有，就是些烟酒和土特产。
没有现金，没有房产。”
弗里德里希又问了一句：
“你帮人调动工作，收了多少好处？”
约阿希姆犹豫了一下，说：
“没有直接收。就是……人情。”
弗里德里希点了点头。
他把双手搁在膝盖上，靠在沙发背上，看着天花板。
他看了很久。
客厅里很安静，只有墙上那面旧挂钟的滴答声。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不大：
“约阿希姆，你娶我女儿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一句话。
你还记得吗？”
约阿希姆说：“记得。您说，如果我干了对不起工人阶级的事，您第一个不饶我。”
弗里德里希说：“你干了没有？”
约阿希姆张了张嘴，没有发出声音。
他想说“没有”，但他说不出口。
他想说“我只是帮了几个人”，但他知道在岳父面前这句话站不住脚。
约阿希姆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弗里德里希听到这里站起来。
他的个子不高，背有点驼，但站起来的时候还是很直。
他走到电话机旁边，拿起话筒，拨了一个号码。
约阿希姆抬起头来，看着他。
他不知道岳父在给谁打电话。
弗里德里希对着话筒说了一句话，声音很平，但每个字都落得很重：
“我是弗里德里希·施特恩。
我家里出了个反革命分子，请你们派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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