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七十二天，下午两点十分。
省城，专班会议室。
这间屋比电话间小。
一块白板。
十几把椅子。
来了十四个人。
苏丽娟坐在靠门那一边。
姓詹的在她旁边。
陈九斤走到白板前头。
他拿起一支笔。
黑板笔，不是粉笔。
他写了三行。
一行一行往下写。
字不好看。
可写得很清楚。
第一行：判多少。
第二行：怎么算。
第三行：算完以后。
他把笔放下了。
他往旁边站开半步。
“这三行，是那二百八十二个人问的。”
“头一行，他们嘴上问的。”
“第二行，他们心里要的。”
“第三行，他们真正怕的。”
屋里有人在本子上抄。
抄的是那三行。
“先说头一行跟第二行。”
“他们嘴上问判多少。”
“各位这一个月，把能说的都说了。”
“说了以后，回来了四百三十个。”
“剩下这二百八十二个，说了不管用。”
“为什么不管用。”
两点三十七分。
“因为他们要的不是那个数。”
“他们要的是：这个数是怎么来的。”
“这一样我在那边见过。”
“见过什么。”姓詹的问。
“第三十天。”
“我在一号楼那块黑板上算过一回数。”
“算的什么。”
“算一个人赎自己要多久。”
“那时候楼里挂着一句话。”
“业绩满四百万，可以赎身。”
“四百万这个数，谁也没有算过。”
“大家都知道那是个大数。”
“大到什么份上，没有人算。”
“我那天写在黑板上。”
“一个月能记多少，一年能记多少。”
“四百万要多久。”
“算出来是八年一个月。”
“那天我先算了一遍平均的。”
“平均的算出来是往回走的——每干一个月，欠得比上个月多八百。”
“往回走的那个数太狠，狠到没有人肯信。”
“所以我又算了一遍最好的。”
“按全楼最能干的那一个算。”
“最能干的那一个，算出来是八年一个月。”
“那天全楼四百个人看着我写。”
“我写完，屋里安静了很久。”
“那个数很难看。”
“八年。”
“在那种地方，八年跟一辈子差不多。”
“可算出来以后，有一样变了。”
“什么变了。”
“在那以前，他们心里那个数是没有底的。”
“没有底的时候，人不会算八年。”
“人会算一辈子。”
“八年一个月，比一辈子短。”
屋里没有人说话。
“那天以后，一号楼有人开始记自己的数。”
“记在烟盒背面，记在鞋垫底下。”
“记不记得住是一回事。”
“肯记，是另一回事。”
“肯记的人，心里那个数就不是没有底的了。”
有一个人把刚才抄的那三行又看了一遍。
三点十分。
“今天这一样，是反着用。”
“怎么反着用。”
“那一回我算出来的，是他们出不去。”
“今天要算的，是他们出得来。”
苏丽娟把笔放下了。
她没有说话。
“那你说怎么讲。”姓詹的说。
“开一堂。”
“把不同情形下，大致是个什么区间，讲清楚。”
“讲的时候把算的路子摆出来。”
“哪一样加，哪一样减。”
“为什么加，为什么减。”
“谁讲。”
“不是我。”
“法条我不讲。”
“我不能讲。”
“为什么不能。”
“我讲了，是两样错。”
“头一样：我不懂，我讲错了，害人。”
“一百九十四个人听着，我讲错一句，那是一百九十四个人被我误了。”
“第二样。”
“就算我讲对了，也不该我讲。”
“为什么。”
“我是这个案子的嫌疑人。”
“一个嫌疑人站在那儿讲那些法条。”
“讲出来的，谁信。”
“就算有人信。”
“那也不对。”
屋里安静着。
苏丽娟看着他。
下午三点四十九分。
“那你干什么。”
“我只把人分类。”
“分类你做得了？”
“做得了。”
“那八百个人的话，我一句一句听过。”
“他们怕什么，我记在纸条背面。”
“谁在那边干过什么，通话记录上都有。”
“台上的人讲完一类。”
“我说一句：这一类里头，我们这儿有多少个。”
“再举一个例子。”
“例子隐去名字。”
“我不说他们该判多少。”
“我说他们是哪一类。”
“这两样差在哪儿。”
“差在：说他该判多少，那是替法院说话。”
“说他是哪一类，那是把他自己的事说给他自己听。”
“比方，台上讲完取现的那一类。”
“我说：我们这儿，取现的有三十一个。”
“再说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做了十一个月，取过多少回，每回多少，他自己都记得。”
“我不说他叫什么。”
“我也不说他该判多少。”
“那三十一个人里头，做过取现的，听到这儿自己就对上了。”
“对上以后，他会去听刚才台上讲的那一段。”
“他会再听一遍。”
“听第二遍的时候，那一段就不是别人的事了。”
“他是哪一类，他自己心里清楚。”
“他不清楚的是：他这一类，在台上讲的那几档里头，是哪一档。”
“把这两样接上。”
“剩下的他自己算。”
苏丽娟站起来了。
她走到白板前头。
她看着那三行字。
“这条线你什么时候想清楚的。”苏丽娟说。
“昨天夜里。”
“昨天夜里想的是什么。”
“想的是我在那边干过的一样事。”
“哪一样。”
“我在那边替人算过账。”
“算完他们就照我说的做。”
“那时候我说什么他们信什么。”
“那不是他们信我。”
“那是他们没有别的可信。”
“今天这一百九十四个人也一样。”
“他们手上没有别的可信。”
“正因为这样，我更不能站到台上去讲那一半。”
“你这个分寸拿得对。”
“法条那一半，我们请人来讲。”
“分类那一半，你讲。”
“中间那条线，谁也不许过。”
“还有一样。”她说。
“讲的时候要录。”
“录完要发出去。”
四点二十五分。
“发出去以后，那不是给那一百九十四个人听的了。”
“是给多少人听的，我们说了不算。”
“你想清楚。”
陈九斤把黑板笔盖上了。
他把它放回笔槽。
他没有站在白板前头了。
他往后走。
走到最后一排。
他在那儿坐下了。
从白板到最后一排，八步。
这八步他走得不快。屋里十四个人的头跟着他转。
他坐下以后，白板前头空了。
那三行字还在上头。
“我想清楚了。”
“录。”
“发出去。”
“有一样我提一句。”
“提什么。”
“别把我拍进去。”
“拍我说话可以。”
“别拍脸。”
“录声音，录白板，录台上讲的那位。”
“我说话的时候，镜头对着白板就行。”
“为什么。”
“我家里还有人。”
“我妈还不知道。”
屋里没有人说话。
他这三百七十二天，跟人说过很多回家里。
跟蔡三平说过妹妹的病。跟苏丽娟说过妹妹的透析。跟法工组说过那一万四千二百零八。
他一回也没有说过他妈。
姓詹的低头在本子上写了一行。
“这一条我记下了。”苏丽娟说。
“不拍脸。”
“只录声音和白板。”
“什么时候录。”
苏丽娟看了一下手机。
她算了一下。
“请人要两天。”
“场地和机器要一天。”
下午四点五十九分。
“三天后。”
“三天后是第三百七十五天。”陈九斤说。
他没有问日子。
他自己算的。
他这三百七十五天，每一天都在心里过了一遍数。（记住本站网址，Ｗｗｗ．WX52．info，方便下次阅读，或且百度输入“ xs52 ”，就能进入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