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照相馆在老街的尽头，门脸窄得只剩一扇，玻璃柜台里的相纸早就换成了彩扩机的广告。看门的老师傅姓窦，八十岁了，耳朵背，人还清朗，住在柜台后头一间小屋里，一住三十年。
炜守拙一进门，老爷子正戴着老花镜修一台旧海鸥相机。抬头看见来人，他看了两秒，把眼镜摘了。
“守拙？”
“窦师兄。”
两个人对着看了半晌，谁都没客套。窦师傅放下手里的镊子，慢慢起身，从床底下拖出一只饼干筒，铁皮上印着褪色的牡丹。
“六八年冬天，我表弟走的时候，交代过一句话。”窦师傅把饼干筒放在柜台上，“他说：哥，我柜里没值钱东西，就一张裁剩下的照片角，和一页字。要是哪天有个叫炜守拙的来，给他；别人来，天王老子也不给。”
筒盖打开。里面躺着一块照片角，用桑皮纸包着，纸都脆了。
还有一页字。穆文书的绝笔，毛笔小楷，写在病历纸的背面：
“守拙兄如晤。照相二人，非我队人。左一，商社驻在员，森田重光；右一，不知名，疑其译员。照片之事，兄知我知。我病不起，以此为托。弟穆，绝笔。”
堂屋里没有人说话。煤炉上的水壶响了两回，夏瑾起身提下来，谁也没觉得。
三块照片角，在柜台上拼合。
裁口咬合得严丝合缝。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的天安门，雪，十几个穿棉大衣的人站成一排——队伍的最左端，站着一个肩线过分挺拔的年轻人，棉大衣簇新，皮鞋在雪地里纤尘不染。照片拼全的那一刻，所有人都看清了：那个年轻人的眉眼，和日文剪报上那位六十八岁的森田一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只是年轻了二十八岁。
“父子俩。”夏瑾的声音很轻，“照片上的这个，是森田一郎的父亲，森田重光。”
“他们不光买了岩芯。”炜杰盯着照片，一字一字地说，“他们站在我们的队伍里，站在我们的合影上。偷东西的人，跟失主照了一张全家福。”
窦师傅不懂这些，他只是看着炜守拙：“表弟的东西，交了。我这三十年的门，算看住了。”
炜守拙双手接过那页绝笔，深深弯下腰去：
“穆文书这笔账，延中记上了。”
当天夜里，炜杰在厂办坐到后半夜。桌上摊着三样东西：拼全的合影、穆文书的绝笔、夏瑾拼了三年的证据链。
铁箱的事，他一个字没提。石青山的三年之约，他守——那是另一条线上的牌，现在还不到翻的时候。但眼前的牌，够了。
第二天，三件事同时发了出去。
第一件，合影与绝笔的影印件，一式两份：一份送省里有关部门，旧案归档，附延中的情况说明——只陈述，不渲染，账目名目，写清楚哪件是原件、哪件是影印、哪件是推断；一份，通过夏瑾的渠道，递进了船运行业的内部圈子里。这种圈子不大，半天就能传遍半个亚洲的航运桌。
第二件，影印件抄送一人：省第一监狱，商敬亭收。
据后来狱方反馈，商敬亭收到那张拼全的合影，在监室里坐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一早，向管教递交了书面材料，要求补充交代“六六年样品问题”的全部情况。这一次，他没有再讨价还价。有些东西压了二十八年，压弯了所有人的腰——也包括他自己。
第三件事，是炜杰自己办的。
他把霍禹请到了厂里，关起门，谈了一个下午。
“霍伯伯，森田家这二十八年，是怎么发家的？”
“两头。”霍禹伸出一根手指，“一头，六六年那批货——有了真岩芯的数据，他们在稀土和稀有矿产的品位判断上，比全世界的同行早了二十年。另一头，”第二根手指，“围。三共商事这些年把持着日本对华矿化贸易的代理渠道，中国厂子的货想出日本，绕不开他的盘子。绕开他的，他就放话——质量、账期、退货，各种话。”
“延中的P507呢？”
“早就上了他的盘子了。”霍禹说，“你们产品还没出厂，东京就传开话了，说延中的萃取剂批次不稳。话不大，够毒。”
炜杰笑了。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推过去：《延中实业一九九五年对外贸易计划（草案）》。封面上，合作方的位置空着。
“霍伯伯，封锁是怎么破的，书上写得明白。”炜杰说，“不是从中间挤，是从旁边另开一条路。霍氏的船队走中日航线三十年，日本商社讲资历、讲脸面——延中这条新路上，我想挂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的是霍氏。”
霍禹拿起那份草案，一页一页翻。翻到末页，他停住了。
末页只有一行字：
“账目名目，清如水鉴。本计划全部条款，欢迎对手查阅。”
老爷子看了很久，抬起头，眼睛里有了光：
“你要把明账打到东京去。”
“他们偷走的东西，我要用买卖挣回来。”炜杰说，“岩芯的账，法院算，市场的账，我来算。”
霍禹伸出手。两只手握在一起，老爷子用力一沉：
“船，我出。人——”他顿了顿，“日本人的规矩，谈这么大的生意，要正主亲自上门。炜杰，你这个正主，怕是要走一趟东京了。”
窗外，正月的风卷着最后一点雪粒子，打在新厂工地的塔吊上，铮铮地响。工地上灯还亮着，南方的传真机又“滋滋”地响起来——这回不是催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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