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龙抬头。
延中实业开年的第一件大事，不是开工，是开馆——陈列馆重新布展。
第三厅里，那张站台合影换了。换上来的是一幅新的：拼全的一九六六年天安门合影，放大，装框，端端正正挂在原处。说明牌是炜守拙亲笔写的，字不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取样队合影。本照片六六年腊月裁为三块，一九九五年正月拼合。裁之者，穆文书。守之者，窦氏。拼之者，炜守拙、其子炜杰。照片中左右两端二人，非我队人。左一者，森田重光。”
右下角还有一行小字：
“穆文书，本名穆存仁。名字补上。”
开馆那天，窦师傅来了，坐着轮椅。老爷子盯着那行小字看了半天，对推轮椅的孙子说：
“记下来。你舅爷的名字，上墙了。”
同日，省里来了回函：商敬亭补充交代的“样品问题”，连同延中送呈的影印材料，一并归档。函件末尾有一句话，是经办人加的，用笔写在打印件边上：
“时过境迁，名目尚清，殊为难得。”
祁守业把这句话抄下来，拿给炜杰看。炜杰看完，说：“裱起来，跟匾挂一块儿。”
——至此，这笔压了二十八年的账，账页合上了。
旧账合了，新账开簿。
三月初，延中实业一九九五年经营计划正式下发，全厂大会上，炜杰只讲了一刻钟。四条：
“第一，P507产量翻番，质量零批次争议——东京的话既然放出来了，我们用批次打回去。第二，南方基地十月试产，骨干墙第二批名字，年底刻。第三，对外贸易部三月挂牌，设香港窗口，负责人夏瑾。”
底下有人鼓掌。炜杰等掌声落了，说第四条。
“第四，我本人，年内赴日。”
满场先是一静，随即炸了锅。
赴日做什么，会上没细说。会后第三天，霍氏的合同到了：霍氏船队为延中P507对日出口提供三年舱位保障，运费按行业均价下浮一成，唯一附加条款是——日本市场的首单谈判，炜杰必须亲自到东京签。
“这是霍老先生替你争的。”夏瑾在电话里说，“他的原话：船我可以替你跑，脸面上的仗，得正主自己去打。”
“你什么时候回来？”炜杰问。
电话那头停了停：“香港窗口三月挂牌，挂完牌，我随第一批货过去。”她顿了顿，又补一句，“东京的事，我陪你理一遍资料。就这么定了。”
挂了电话，炜杰在窗前站了一会儿。窗外，厂区里柳树抽芽了，新厂工地的打桩声咚咚地响，一声一声，像给谁数着拍子。
他想起那三个撕掉的纸团——“案件往来函”。
如今案件归档了。往后往香港、往东京的信，名目总算可以换一换了。
离赴日还有大半年，筹备的事一样一样摆上了桌。
第一件事是资料。夏瑾从香港寄来一只木箱，全是三共商事三十年来的公开材料：年报、行业名录、剪报。炜杰带着两个年轻干事，一条一条录成卡片，录了两个星期。录到一九六八年的那一页，干事念出声来：“三共商事，昭和四十三年，增资扩股，新增业务：稀有矿产咨询——”
炜杰摆摆手，没让念下去。那一页，他早会背了。
第二件事是人。方鹤年挑了两个心最静的徒弟，进了对外贸易部，学日语，每天跟着广播念，念得满楼道是声。小杜从南方调回来，任贸易部的货运主管——他在大阪端过一年茶，认得日本人哪句话是客气，哪句话是刀。
第三件事，是炜守拙的。
三月末的一个傍晚，老爷子把炜杰叫到陈列馆。馆里已经闭馆，长明灯亮着。炜守拙站在拼全的合影前，递给他一样东西——那张拼全照片原件，重新裁过，裁成了便于携带的一掌大小，拿桑皮纸包着。
“带在身上。”老爷子说，“到了东京，不用拿出来。你心里有它，就够了。”
“爹，我是去谈生意的。”
“谈生意更要带着。”炜守拙看着他，“让人家看清楚——当年他们从雪里偷走的东西，如今站着的那个人，替他们记着呢。”
四月，东京。
三共商事那幢老楼的顶层，森田一郎站在窗前，手里捏着两样东西。
一样，是行业圈里流传的那张合影——翻拍得很模糊，但左端那个年轻人的脸，他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他的父亲，二十八岁，站在一群中国地质队员的中间。
另一样，是一张名片的复印件，随货轮航线带过来的。名片上没有头衔，只有一句话：
“戏楼还开着没有。——延中实业，炜杰。”
老人在窗前站了很久很久。楼下，老楼的门楣上，那块旧匾被春风掀起一角。
他转过身，对垂手候在一边的秘书说：
“备茶。”
顿了顿，又补了一句：
“再查查，这位炜总，坐的哪条船来。”
而此刻的延中厂区，夜幕降临，大喇叭里放着赵满仓点的《锁麟囊》。炜杰锁好办公室的门，最后检查了一遍行程表——
九月，南方基地剪彩，赵满仓站台。
十月，霍氏的船，香港启锚。
十一月，东京。
他把灯关了，走出厂办。陈列馆第三厅的窗户里，那盏长明灯亮着，照着墙上那排名字，一个一个，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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